在某小学的一个班里，有四个学生叫“王京生”。老师叫一个王京生，四个王京生一齐答应。为了区别，老师只好以其特征叫“胖京生”、“瘦京生”“高京生”、“矮京生”。就是这样，也难免闹笑话，老师不得不请学生家长给孩子改换名字。
    不知道北京有多少人叫“京生”，大约几百名总会有的。——一个婴儿在北京出生，起个什么名字呢？当父母的事先并没有考虑，或者考虑过但都觉得不理想。临到报户口了，灵机一动：既然是在北京生的，就叫“京生”吧，也有个纪念意义。英雄所见略同，于是有了几十个、几百个“张京生”。“李京生”、“刘京生”、“王京生”……
    如果是在上海出生的呢？就叫“沪生”。于是出现了几十个。几百个“张沪生”、“李沪生”、“刘沪生”、“王沪生”。
   
    多少年以后，在学校、在医院、在部队、在工厂，重名重姓的大有人在。有的闹笑话，有的甚至会造成事故。
    
    “文革” 中，某公司召开批斗大会。会场极为严肃、紧张，主持人突然厉声宣布：“将历史反革命分子杨志杰押上来！” 当时，站在台下的某分厂青年工人杨志杰吓了一大跳，顿时脸色煞白。周围的同事也都吃惊不小，莫名其妙：杨志杰还是个学徒工，怎么一下子变成了“历史反革命”？难道他未出娘胎，或者一、二岁时就干了“反革命”的事？片刻时分，一位五十来岁的人被押上台去，胸前挂着大木牌子，上写：“历史反革命分子杨志杰”，并且用红笔打了X。一场虚惊，原来是同名同姓。
    
    1990年12月2日《人民日报》上有一文章中写道：“公安部门在某街道捉拿叫萧军的凶犯，殊不知此处‘萧军’有四个，被抓的并非真凶，错抓的萧军正在筹办婚事，其女友一时不辨真相，气急吞下毒液……” 同一文章中提到：广州的“梁妹”、“陈妹”各有二千四百多个，天津的“张力”、“张英”各有二千多个，武汉市城区仅十六岁以上的常住人口中，叫“王红”、“李斌”的便超过一千个。 如果统计一下，北京一定会有几千个“京生”，几千个“春生”，几千个“淑英”……
   
    当代小说家和剧作家李本，祖上是蒙族，据说是成吉思汗麾下大将木华梨的后裔。大约是取“梨” 字的谐音字——汉姓“李”为姓吧，他取名“李准”，并以此发表作品。“李准”之名，闻名文坛。但突然有一天，报刊上出现了署名“李准”的评论文章。许多熟悉小说家和剧作家的人打电话或写信问他怎么写起那类文章，他也莫名其妙。后来才知，这位写评论文章的“李准”是一位与他同名同姓的年轻人。于是，他在报上郑重声明，将过去的“李准”，改为现在李遵”，以示区别.
   
    一位朋友叫王小平。她是编辑，又是作家。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常叫她“小平同志”，她只以微笑作答。 后来我又认识了一位王小平，也是编辑，也常写些东西。不过，她比前边的王小平大十几岁，而且性格、作派也不相同。 有人说：应该让她俩见一见面。先通一下电话也行——“喂？我是王小平。你找谁呀？“晤，我是王小平，我找王小平。”王小平找王小平，真好玩！ 年纪大一点的王小平说：“北京有好几个王小平呢。另外，还有叫王晓平的。” 年纪小一些的王小平说：“有一个王小平，是男的，开了个‘小平书店’。不知他怎么知道了我，就找到单位来。赶巧那天我不在，他就留下了一张名片。同事们说：‘这是卖书的王小平来找编书、写书的王小平。’……
   
    我真想召开一个“王小平”会议，让许许多多男女老少的王小平欢聚一堂。那时候，他叫她“王小平”，她叫他“王小平”……叫一声“王小平”，所有的王小平都答应，都含笑。
   
    限于条件，我终于未开成这个“王小平会议”，但大王小平和小王小平见了面。在一次座谈会，她俩都来参加。我把她叫到一起，介绍说：“这是王小平，这也是王小平。”她俩握手，相视而笑，又坐在一起交谈。望着这一切，我想象起几十个“京生”、几十个“春生”、几十个“建国”相聚在一起的情景……
   
    在北京，在中国，有那么多同名同姓的人。他们有着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性别、不同的职业、不同的性格、不同的生活阅历、不同的家庭背景、不同的文化层次、不同的爱好和不同的追求。然而，他们却有着共同的名字。如果能—一采访他们，并且请他们的父母将当初给他们起这个名字的意念和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