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有没有命运到底有无命运？这不是一个纯思辨的问题，而首先是一个体验问题。

    人不但生活在自然之中，体验着自然界的变化，也生活在社会之中，生活在人与人的各种关系之中。人类在长期体验着人在自然生理上有生老病死的同时，也逐渐体验到在社会生活中，也有着富贵贫贱、吉凶休咎、起伏沉浮的变化。一般来说，经历越复杂，这种体验也就越深。“命运”就是人类世世代代对这种体验的思考的结晶。人类最关切的是命运，人类体验最深的是命运。人类体验中最大的谜，也是命运。

    人们对“命运”的体验，通过各种形式表达出来。首先，是大量地表现在人们的日常口语之中，象祝你“幸运”、“碰碰运气”、“死生有命，富贵有天”、“命中注定”、“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等。其次是表现在大量的文献之中，无论是历史传记、宗教、哲学、文学，都留下了人类对于“命运”体验的深刻表述。

一．不信神仙信命运

    柏杨是大家熟悉的作家，他一生相当坎坷，坐过十年牢。他对命运问题发表了这样的看法：

    柏杨先生不相信神仙，但却相信命运。命运跟神仙无关，它只是人生过程中不受人自由意志控制的一种事件的总和。所以，问题不在信不信，而在于它存在不存在。如果它根本不存在，信不信是宗教范围，打一百次架也说不清。如果它存在，那就超过了宗教而成为人生的态度问题。是向它双膝下跪听候宰割凌迟乎？还是烧香拜佛，求它手下留情乎？还是破口大骂，三字经倾盆而出乎？抑是面对面地向它挑战？

    柏杨说得好：“问题不在信不信，而在于它存在不存在。”

    松下幸之助是日本著名的企业家。1964年，日本《每日新闻》举办的一次民意测验：“全日本最值得尊敬的人物是谁？”结果，压倒包括日本当时的首相在内的许多佼佼者而独占鳌头的，就是松下幸之助。他所创办的松下电器事业，在日本实业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他从创业开始，就很认真地工作，热心经营，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他对自己的成功怎么看呢？1979年，他在回答一份杂志专访时这样说：

    不管怎么说，我是比较偏向宿命论的，不论如何努力，若不是幸运相陪，绝对不能成功。因此每逢难题发生时，我总认为命运会作最后的裁决，所以不会特别的担忧。我经常告诉别人，说自己的运气很好，这是事实而非谦虚。象我这样身体虚弱、又无资金的人，纵使能勉强创业，也根本没有成功的希望。而我却能如此顺利地拓展事业，或许可以说是命中注定……虽然人类最终的结果是取决于命运，但应该努力之处还是得全力以赴，不脚踏实地，老是叫唤“听天由命”是没有用的。

二．宗教：对“命运决定者”的信仰

    柏杨先生提到命运与宗教，我们在第一章里也说到“命运热”必然伴随或导致“宗教热”，那么，命运与宗教到底有怎样内在的关系呢？

    人是一种具有自我意识的生物，人最关心的事情莫过于自身的生存。首先是现在的存在，同时还想到明天以及未来的存在。现在为什么会这样呢？明天会怎样呢？以后会变得怎样呢？这就涉及到对命运的焦虑和关注了。

    古代几乎所有的原始民族在发明形形色色的图腾的同时也发明了种种占卜术，即使在今天，不但在亚洲、非洲的一些还处于原始状态的民族中盛行占卜，而且在当今世界科学文化先进的民族中，占卜不仅没有销声匿迹，而且又兴起了我们前面提到的新的“命运热”。这说明，费尽心机希望了解未来的命运正是人们苦苦追求的东西。

    在人类诞生以来的漫长历史过程中，各种民族都不同程度或以各种形式体验到，人类自身的生存不能不受制于某种异己的力量，存在着某种决定人的命运的力量。这种力量自然使我们的祖先感到神秘，由神秘而崇高，由崇高而神圣，由神圣而导致普遍而久远的社会崇拜，于是就形成了各种宗教。正如恩格斯所说，“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

    可以简单地说，宗教就是对“命运决定者”的社会性的信仰体系。这个“命运决定者”，对于古代中国人来说是“天”，古代印度人是吠陀诸神，古希腊是奥林匹斯诸神。基督教认为“决定个人命运的是创造宇宙、引导宇宙向自己确定的目标前进的全能的神”（即是上帝），伊斯兰教则认为是“真主安拉”。佛教呢，虽然佛教哲学认为个人的命运取决于前世因果报应以及现世本人的行为，但作为宗教，广大佛教徒普遍信仰的是保佑自己的佛和菩萨。其他民族的宗教也有他们自己所崇拜的“命运决定者”的图腾、神衹或在生的人（教主、君主或巫师等）。

    历史上各种不同的宗教，尽管有这样那样的区别，但教倾注着它的信仰者对自己、对亲人、对氏族和民族、对国家乃至对全人类的命运的焦虑和关注，因而各种宗教共同的最普遍的祈祷形式就是自己所信仰的神的“保佑”。象美国新总统就任时，总要手按圣经，说上一句“上帝保佑我们、上帝保佑美利坚”。

    说到宗教，不能不顺利说说“迷信”。宗教离不开信仰，信仰和迷信如何区别呢？我认为是不容易区别的。

    人们常说“宗教信仰不等于迷信”，但迷信无疑属于信仰，或者可以说迷信是信仰的极端形式，是盲目或狂热到入迷程度的信仰。但这个“度”又怎样区别呢？我想，如果从社会心理和历史发展这些角度来说明也许会清楚些。

    迷信和信仰都是社会心理现象。都是人们对“神”或人、某一事物或现象感到惊异、而又恐惧所出现的崇拜心理。在希腊语中，“可敬”和“可怖”是一个词，“崇拜”和“恐惧”也是一个词，中国人则合为一个词“敬畏”。这种敬畏心理，就极端而言，就是被崇拜对象所征服，如果在人格上也依附于它，我想，就可以称为迷信状态。人们不仅对宗教的神产生过迷信，对金钱可以迷信，对武器可以迷信，甚至科学也可以成为迷信对象；对人也一样，例如德国人迷信过希特勒，苏联人迷信过斯大林。在各种迷信中，对命运迷信自然是人类最大、最普通、最长久的迷信。

    从历史发展角度看，所有宗教早期无疑都带有浓厚的迷信色彩。“命运的决定者”是异己的、神秘的和令人敬畏的。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人的自主意识增加了，人格相对独立了，那种决定命运的异己力量也就相对减弱了，人们对“神”的敬畏和热情也相对减弱。正如黑格尔所说的，像在基督教中所出现的那种“最终发生了神和人的和解”。这种和解的结果，便是有悠久历史传统的宗教成了民族或国家或社会团体的“精神纽带”，而民族、国家或社会宗教组织，则成了它们所属成员的“命运共同体”。从前的“命运决定者”便作为这个“命运共同体”的精神象征而长期沿续存在下去。也就是说，在“神人和解”的场合，从“迷信”或以往的充满敬畏的迷信色彩较浓的信仰，转化为一般的普通的信仰，成为一种社会风俗。而神人关系得不到和解的场合，过去迷信的对象（某神或某人），或者遭到人们愤怒抛弃、辛辣的嘲笑，或者遭到理性的评判而“走下神坛”，从而结束了对它的迷信史。

    我对我们面对的命运热和宗教热中所存在的迷信现象，也作如是观。

三．西方哲学：神灵为自己保留了最重要的东西

    如果说早期宗教充满对“命运决定者”的敬畏和迷信色彩，那么人类的意识通过哲学而开始了觉醒。哲学是来自西方的术语。西方哲学史上最重要的人物是苏格拉底，柏拉图称之为“最聪明、最温雅、最优秀的人”；黑格尔称之为不仅是古代哲学中最有趣味的人物，而且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人物，苏格拉底是精神本身从神谕到个人精神的转折点”。我们则可以称苏格拉底为西方的孔子，因为，他像孔子影响东亚两千多年一样影响着西方哲学。

    苏格拉底具有朴实的语言和平凡的容貌，生就扁平的鼻子，肥厚的嘴唇，凸出的眼睛，笨拙的身体和神圣的思想。他在雅典大街上高谈阔论，到处向人们提出一些问题，例如，什么是虔诚？什么是民主？什么是美德？什么是勇气？什么是真理？以及你的工作是什么？你有什么知识和技能？你是不是政治家？如果是，关于统治你学会了什么？你是不是教师？在教育无知的人之前你怎样征服自己的无知？等等。这样提问题的目的，苏格拉底说：“我的母亲是个助产婆，我要追随她的脚步，我是个精神上的助产士，帮助别人产生他们自己的思想。”

    苏格拉底自己呢，他说：“我只知道一件事，那就是我什么也不知道。”“我象一只猎犬一样追寻真理的足迹。”为了追求真理，苏格拉底不顾自己的利益、职业和家庭，他是个哲学的殉道者。他曾自问：什么是哲学？他自答：

“认识你自己！”

    在某种意义上，整个西方哲学史都可以归纳为这一句话。例如两千多年后，康德也作过类似的回答，他反哲学研究归纳为四个问题：“我能够认识什么？我应该想什么？我能够期望什么？什么是人？”而现代存在主义更简化为：“我是谁？”这一切也都说明哲学与宗教的原则区别：宗教的中心是神，而哲学的中心是人自己。苏格拉底开始了人的自我意识的理性时代。

    然而，苏格拉底同时又真实地体验到自己“为灵机所驱使”，在认识自己的过程中存在着某种“不自觉的”、“外在的作决定东西”。苏格拉底曾参加过三次战役，将军们决定颁发一个花冠冠给他，作为对最勇敢的人的奖励，但苏格拉底推辞了。因为他坦言自己在一次战争中陷入沉思，在一个地方一动不动地站了一天一夜，直到第二天早晨的阳光才把他从出神中惊醒过来——据说，苏格拉底经常陷入这样一种“出神状态”——这种出神状态使苏格拉底产生了“灵机”的体难。这种出神状态便是他“为灵机所驱使”而产生的状态。基于这样的体验，苏格拉底说：

    神灵为自己保留了那对于最为重要的东西的认识。建筑术、耕种术、冶金术等是人的艺术；治国术、计算术、理家术、作战术亦然——在这个方面，人可以达到熟练机巧的地步。但是对于另一些东西，占卜就是必要的了。种地的人并不知道谁来享受收获的果实；造房子的人也不知道谁来住房子；将军也不知道军队战场是否得当；治国的人也不知道这对他个人究竟是有利还是有危险；和一个漂亮女子结婚的人也不知道他究竟会不会因此享受到快乐，会不会从中产生出忧愁和痛苦；在国家中有强有力的亲戚的人，也不知道他是否会因此被驱逐出境。由于这种不确定，所以必须托庇于占卜。占卜是多种多样的，有听神谕、看牺牲、看鸟飞姿态等。（引自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

    也许正是苏格拉底的影响，迄今的绝大多数西方哲学家，都在他们的哲学中“为神灵保留了最重要的东西”，只不过程度不同、表现形式各异而已。这种为神灵保留的最重要的东西，说明了我们人类的认识尽管发展了，但仍然存在着异己的“命运决定者”的力量。

    人们都知道“知识就是力量”这句名言出自于苏国思想家培根之口。马克思、思格斯曾称赞他是“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他在纪念苏格拉底的一篇献词中，一边赞美哲学，说“没有哲学，我便不介意于生活了”，一边也不禁感叹自己的命运，说他本来是“一个天性最宜文学甚至于其他一切的人，却为命运所注定”，违背了他的天性，卷入于政治生活的漩涡。

    有位哲学家说，意大利有“文艺复兴”，德国有“宗教改革”，而法国有伏尔泰。伏尔泰对于法国抵得上一个“文艺复兴”、一个“宗教改革”、再加上半个“大革命”。雨果甚至说：“举出伏尔泰，无异于形容整个十八世纪”。伏尔泰说：“一个国家一旦开始思想，再也没法阻止它。”而法国人感激他，认为有了伏尔泰，法国才开始思想。伏尔泰这位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对于宗教迷信作了非常辛竦的讽刺批评。在1755年11月，里斯本发生了大地震，共死了3万人。地震恰逢“万圣日”，教堂里也挤满了礼拜者，塌下来压死了许多人，而法国僧侣解释这场大灾难是“神”惩罚里斯本人民的罪愆。伏尔泰顿时大怒，他尖锐地指出这场灾难说明了，“不是神有力阻止罪恶而无心，就是神有心阻止罪恶而无力”。

    即使是高喊“上帝死了”的尼采，尽管他不要上帝，却仍然不得不接受“命运”的体验。1879年，尼采得了一场大病，身体精神都病倒了，在陷入与死为邻的状态之中，他爱上了健康和阳光、爱上了生命和欢笑，尼采甚至虔诚地说：

    我以为伟大的方式就是“爱命运”：一切必然的命运，非但忍受她，并且热爱她。

    如果说尼采的哲学是所谓“超人哲学”，那么，现代存在主义可以说是把“超人”普遍化的“自由人哲学”。他们认为，宇宙间只有人才是真正的存在，人的存在先于本质，人存在的意义不取决于他物、他人，而是人自己自由解释、设计、选择和创造的。萨特说：“人，不外是由自己造成的

东西，这就是存在主义的第一原理。”同时他又说，“人之初，是空无所有”。真的是“空无所有”么？我们在第三章里将详细说明，恰恰是“人之初”，对人的命运有相当大的“必然道理”。存在主义者强调“选择自由”，也恰恰是在“人之初”这一点上，最没有他们所说的选择自由。因此，存在主义同样自觉不自觉地也给“神灵留下了最重要的东西”。

四．马克思主义的看法

    近一个多世纪以来，对世界影响最大的人无疑是马克思。马克思也讲命运么？

    年青的马克思写过许多诗向燕妮表达自己的爱情，其中就包含着在“热烈的期待”中对命运的体验，例如：

我被紧紧地缚住，

但是我的眼睛还看得清楚；

因此我才发现

什么是我的渺茫的心愿。

命中注定我不能希求的事物，

只因为你望了一眼，

它自己就钻进了我的心间！

    马克思不仅在爱情上，而且在事业上也表达过对命运的期望。1843年5月，马克思给卢格的信中这样写道：

    最先朝气蓬勃地投入生活的人，他们的命运是令人羡慕的，但愿我们的命运也同样如此。

    毛泽东读《南史·梁武帝记》时作了一个批注。梁武帝在位48年，《南史》作者李延寿评论梁武帝说：他即位后，除军事、经济上有建树外，还“制造礼乐，敦崇儒雅”，但他“留心俎豆，忘情干戚，溺于释教，驰于刑典”，最后终于因宗室子弟相互做轧残杀，错误地接受北魏侯景，引狼入室，导致梁朝的覆灭。开国创业贵为天子的梁武帝，竟卑微地饿死于侯景的囚室。（按梁武帝萧衍崇信佛教，曾几次舍皇位出家，但都被大臣们请回。中国和尚不吃肉食的戒律，就是由萧衍倡行的。梁武帝本人持戒严格，所以被囚后宁愿饿死亦不进肉食。）

    毛泽东在《南史》这一页的天头，用红铅笔写上：

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

    这是唐代李商隐《筹笔驿》诗中的两句。筹笔驿，古地名，相传诸葛出师曾驻军于此，这两句表达诗人对孔明的崇敬和惋惜之情，毛随手拈来用以评价梁武帝，同样表达了他对梁武帝这个历史悲剧人物的磋叹和感慨。

    尽管马克思主义者们对社会历史以及他们个人的命运有深刻的体验，但总的来说，对“命运”这一概念本身，并没有进行过系统研究。我想，这也许是由于他们着重的是紧张的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马克思仅在早期的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到过“阶级决定个人命运”外，就没有充分的时间再去深入思考这个过于玄乎的问题了。因此，就象恩格斯对“存在”所说的那们，“命运”也只能作为“悬而未决”的问题，留给了后人。

五．中国哲学：乐天安命

    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有很大区别，其基本特征可以说在于：西方哲学强调的是“神—人”关系的“相分”，而中国哲学强调的是“天—人”关系的“相合”。西方哲学有一条从“对神的崇拜”到“对神的怀疑批判”到“实现人的解放”这样的线性发展历程，而中国哲学则始终沉浸在“天人合一”的玄妙圈内自得其乐。

    “天”这个概念，在中国哲学中有特殊的涵义，正如李泽厚先生所指出的：“从远古直到今天的汉语的日常应用中，‘天’作为命定、主宰义和作为自然义的双重含意始终存在。”而中国的天人合一观念，就其主流而言，虽然包含着人对自然规律能动地适应——这在今天越来越为人们所重视，但从整个历史看，更多的是意味着人对“天命”的敬畏和顺从。

    中国哲学主要分为儒、道、禅三家，无论哪一家，尽管有这样那样的区别，都离不开讲乐天知命。

    道家的代表人物是老子、庄子。老子讲“道法自然”，归结为“无为而无不为”，庄子则讲“无为至乐”。怎样才能“无为至乐”呢？庄子说：“达大命者随。”一切都无所谓：“呼我牛也谓之牛，呼我马也谓之马。”庄子的妻子死了，他“敲盆而歌”，别人责怪他：“这样不是太过分了么？”他说：人本无所谓生，本来没有什么形体，也没有生气，是后来变得有气、有形、有生了，现在又变化而死了，这就好象春夏秋冬四时的变化一样。而今我妻子死了，如果我“嗷嗷然随而哭之”，岂不是变成一个“不通乎命”的人了么？中国民俗中有“红白喜事”——“红事”指结婚、祝寿之类，当然值得庆贺，而“白事”怎样会“喜”呢？原来，只要一个人是享天年而自然老死的，人们为他办丧事就称为“笑丧”——这也许正是庄子的影响所形成的吧！

    禅宗是中国化的佛教，称自己是如来的“教外别传”，并且编了一个动人的故事：

    世尊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是时众皆默然，唯迦叶尊者破颜微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涅磐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咐嘱摩呵迦叶。

    你看，在如来佛面前，几千弟子“众皆默然”，只有禅宗的祖师迦叶能够“微笑”，这不仅是悟道的喜悦，也是中国“乐天知命”的会意表现。

    禅宗讲“顿悟”，怎样才能“顿悟”呢？慧能说：“一切万法，尽在自身中，何不从于自心，顿现真如本性！”那么，又怎样“从于自心”呢？就是在“挑水砍柴”之中、就是在“饥来吃饭、困来即眠”之中、就是在“乞食随缘过，逢山任意登”之中，就是在诸如此类的平常生活中持“平常心”。在各种宗教体验中都有某种精神上的愉悦或满足感，禅宗的特别之处在非常喜欢讲平常讲自然，在平常生活中，特别在与天地大自然的交往中获得自己的愉悦。像“青青翠竹，总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时有白云来闭户，更无风月四山流”等，不也体现了“乐天知命”的意趣么？

    董仲舒曾说过：

    天子受命于天，诸侯受命于天子，子受命于父，臣妾受命于君，妻受命于夫。诸所受命者，其尊皆天也。虽谓受命于天亦可。

    于是，中国的“命运决定者”从“天”转移到“天子”即帝王以及各级封建官吏、转移到宗法家庭家长制度中去，在这些一层又一层的“命运决定者”建成的巨大的封建社会金字塔的压迫下，能有几个人做到“乐天知命”呢？孔子不得不感叹“畏天命”，即使像庄子那般逍遥的人物，也一再说“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对广大老百姓，“乐天知命”只能成为“听天由命”了！

    在这样人为的沉重的“命运金字塔”之下，中国哲学上的“乐天知命”遭到了极大的扭曲，异化为现实生活的“求天保平安”。中国人最理想的生活就是“安居乐业”。出门送亲友是“祝一路平安”，格言中有“平安二字值千金”等。求“平安”简直可以概括中国人普遍的心理状态。

    孔夫子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而他自己呢，“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他自己是50岁才知天命，可见“知天命”之难了。既然知命很不容易，那么，孟子的话则反映了多数“君子”（儒家知识分子）的心态：

    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

    莫非命也，顺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而死者，非正命也。

    这段话表达了中国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在沉重的“命运金字塔”下，不逃避政治，仍然要“正命”、即要顽强地“尽心”、“尽其道”，为国家为社会做出自己的努力，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自己的宗旨。在此宗旨之下，还有不少人明知“危墙”、“桎梏”，也敢于“舍生取义”、“杀身成仁”。

    在中国思想史上荀子讲过“制天命”、王安石讲过“天命不足畏”和“造命”，都要求“知天命”，在“知命”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实现，因此，中国哲学的主流毕竟是讲“乐天知命”。尽管“乐天知命”长期来受到极大的扭曲变形，它所包含的积极进取的精神、合理内容及其美学境界，始终吸引着历代许多思想家并使他们为之神往。

六．文学：猜不完的斯芬克斯之谜

    希腊神话中的斯芬克斯之谜，是世界各国都熟悉的一个故事。斯芬克斯有美女的头，狮子的身，她蹲在一座悬岩上面，要求过路的人猜一个谜，猜中了，她就自杀，猜不中，就要给她吞吃。她已经吞吃了许多人。这一天，俄狄浦斯爬上了斯芬克斯所蹲踞的悬岩，斯芬克斯问他：在早晨用四只脚走路，中午两只脚走路，晚间三只脚走路，在一切生物中这是唯一的用不同数目的脚走路的生物，脚最多的时候，正在速度和力量最小的时候，这是什么？

    俄狄浦斯听了这个谜语，好像全不觉得为难：“这是人呀！”他回答说，“在生命的早晨，人是软弱而无助的孩子，他用两脚两手爬行；在生命的当年，他成为壮年，用两脚走路；但到了老年，临到生命的迟暮，他需要扶持，因此拄着杖，作为第三只脚。”听了俄狄浦斯的回答，斯芬克斯失败了，于是不得不从悬崖上跳下摔死。

    文学就是以“斯芬克斯”的形象，提出了哲学同样的问题。以至许多文学家称文学为“人学”。

    俄狄浦斯虽然气死了斯芬克斯，但是，他却无法抗拒给他安排“杀父娶母”命运的“命运女神”。他父亲叫拉伊俄斯，是忒拜国王，曾经向神祇渴求子嗣，得到的神谕是：“你渴望一个儿子，好的，你将有一个儿子，但命运女神规定你将死在他的手里。”当俄狄浦斯出生时，他父母想起了神谕，为了逃避命运的规定，父母把新生儿子两脚踝刺穿，并用皮带捆着，叫一位牧人扔到深山里去，让他饿死或被野兽吃了，以免他犯下违背人伦的大罪。但是这位牧人出于怜悯，将这小孩交给了邻国国王波吕玻斯的牧人。后来，俄狄浦斯就被作为波吕玻斯的儿子养大。长大了的俄狄浦斯有一天也去祈求神谕，得到的是一个可怕的预言：“你将杀死你的父亲，你将娶你的生母为妻，并生下可恶的子孙。”俄狄浦斯听了十分惊恐，不敢回转波吕波斯家去，他决定逃避命运女神给他的这样残酷的安排。他来到一个十字路口，和一辆车子狭路相逢，发生了争执，车子里的一位老人挥起马鞭打在俄狄浦斯的头上，俄狄浦斯本来就在烦恼之中，这下子更激起了他的暴怒，他举起手中的木杖，打死了这个老人，驾车的人则逃跑了。再后来，他解开了斯芬克斯之谜，做了忒拜国王，娶了原来的王后为妻——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他所打死的那个老人就是他的生父，而他所娶的那位王后竟是他的生母！就这样：

命运女神实现了她所给予双方、而双方都十分用心逃避着的预言。

    每一部长篇小说和戏剧、电影、电视连续剧无不表现着主人公的命运，越是世界级名著，其命运感就越强烈。只有那强烈的命运感才能打动读者的心，才能不仅打动同时代读者的心，还超越时代、社会、民族和地区，打动无数读者的心，有着一种“永恒的魅力”。《红楼梦》、《罗密欧和朱丽叶》、《安娜·卡列尼娜》、《悲惨世界》以及《百年孤独》等，都是如此。

    雨果在《悲惨世界》对滑铁卢大战中拿破仑之所以失败所作的精彩描绘——据说比所有叙述滑铁卢大战的历史著作都要精彩，在描写了种种偶然性，例如向导的摇头、天下了雨、战争晚开始了两个小时、援军迟到等因素之后，他这样强调“天意使然”：

    拿破仑这次要获胜，可能吗？我们说不可能。为什么？由于威灵顿（英军统帅）的缘故吗？由于布留海尔（普鲁士将军）的缘故吗？都不是。天意使然。

    如果拿破仑在滑铁卢胜利，那就违反了19世纪的规律。一系列的事故早已在酝酿中，迫使拿破仑不能再有立足之地。情势不利，由来已久。

>    那巨人败亡的时候早已到了。

    那个人的过分的重量搅乱了人类命运的平衡。他独自一个人比较全人类还更为重大。全人类的充沛精力要是都集中在一个人的头颅里，全世界要是都萃集于一个人的脑子里，那种状况，如果延续下去，就会是文明的末日。至高无上、至当不移的公理已经到了运用心思的时候。决定精神方面和物质方面必然趋势的各种原则和因素都已经感到不平。热气腾腾的血，公墓中人满之患，痛苦流涕的慈母，那些都是有力的控诉。人世间既已苦于不胜负荷，冥冥之中，便会有一种神秘的呻吟上达天听。

    拿破仑已经在天庭受到了控靠，他的颠覆是注定了的。他恼了上帝。

    近二、三十年来，最吸引华人读者的小说，无疑是金庸的武侠小说。有一位叫罗立群的评论家说，在金庸小说中，塑造得最出色的人物是《天龙八部》中的萧峰。萧峰是一位惊天动地的英雄，他的降龙十八掌，威名响遍武林，性格豪爽粗犷，行事光明磊落。他是契丹人，却生长在中原；他父母被中原武士所错杀，而自己却是中原武人抚养大。如此豪迈的人，处境却是这般尴尬。命运总是和他作对，逼他违心行事，聚贤庄上，他不愿动手，面对着许多曾是武林好友，却只因一下子不明不白地成了“契丹”人，双方便成了你死我活的仇人。形势迫着他独对中原群豪大开杀戒；他要报杀父杀母之仇，却误伤了自己的心上人阿朱，断送了唯一的爱情；他救过辽国耶律洪基的命，还做了辽国的南大王，他爱大辽，但也怀念大宋；他忠诚了自己的民族，也热养育过自己的中原人民，因此当君主威逼、辽宋爆发大战之时，他断然反对，却只能以自己的壮烈之死换取辽宁之间一个时期的和平。罗立群感慨地说：“萧峰是一位悲剧人物，豪气的背后摸藏着内心的无比凄苦，他把凄苦埋在心底，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意志的刚强。他有能力想做一切好事，却无法改变自己剧的命运。”

    古人说“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这首诗就是劳者之歌，主人公可能是个官府里的小吏，他奉命出差，日夜兼程，行旅的苦辛使他联想了官府里养尊处优的达官贵人，不觉哀叹起自己的命运来：“实命不同”，“实命不犹”！

    伏尔泰在提到《荷马史诗》时说：“荷马终归是最早的一位在作品中表现了命运观念的作家。”

    在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那一代中国诗人，其命运的体验更显得深沉，这是北岛写的《一切》：

一切都是命运

一切都是烟云

一切都是没有结局的开始

一切都是稍纵即逝的追寻

一切欢乐都没有微笑

一切苦难都没有泪痕

一切语言都是重复

一切交往都是初逢

一切爱情都在心里

一切往事都在梦中

一切希望都带着注释

一切信仰都带着呻吟

一切爆发都有片刻的宁静

一切死亡都有冗长的回声

七．历史伟人：充满使命感

    有一点必须先说明，正如尼克松所说的，那些被公认为“伟大”的人物并不一定都是好人。俄国的彼得大帝是个残忍的恶霸，凯撒、亚历山大、拿破仑之所以被人们铭记在心，是因为他们曾经是征服者。伟大人物之所以伟大，主要是他们能在相当宏大的规模上行使权力，以致能相当大地影响他们国家乃至世界的历史进程，影响千千万万人的命运。

    丘吉尔是尼克松称颂的“我们时代最伟大的人物”。丘吉尔年轻时跟他的一个朋友谈到过生命的意义，他说，“我们大家都是虫子，不过，我认为自己是一只萤火虫。”担任首相后他在一次演说中说：“具有雄狮之心的不是别人，而是那个遍居全球的民族（指英国）。我应召出来大吼一声，感到荣幸。”尼克松因此而评论说：

丘吉尔认识到自己的命运所向，而且对此深信不疑，这成了他毕生的动力。

    其实，不仅丘吉尔如此，可以说每一个历史伟人都是如此，他们充满了使命感，无论正确与否，他们人人都相信自己在为一个伟大的事业效荣，都相信自己对推动历史前进应承担的使命。强烈的历史使命感，是一切伟大人物的显著特征。拿破仑在滑铁卢失败后被囚在圣爱兰岛，他曾经口授了一个“给儿子的遗训”，在“遗训”中，他特别强调历史使命感就是“心灵深处的神圣火焰”：

    我的儿子应成为一个具有新思想的人，一个忠诚于我在各种赢得胜利的那个事业的人……但是，如果他在心灵深处没有那么一股神圣的火焰，没有那种唯能实现伟大事业的对于善的热爱，那么你对他所说的一切，或他自己所学习的一切都将对他没有多大用处。我希望他能无愧于他的命运。

    正因为“伟大人物”都有着强烈的使命感，所以他们都如普列汉诺夫所说的那样“孜孜追求”权力。权力就是创造历史并推动或阻止其向某一方向发展的历史机缘。以致尼克松，这位自己担任过美国总统，又详细研究当代各国伟大人物、写了很有影响的《领导者》一书的作者，也不禁写了这样的一句：

导致领导人成功的还有种种运气的因素，其中机缘是最关键的因素。

    德国历史学家海因茨·赫内提供了希特勒上台前一些鲜为人知的有关“运气”情况，其中还谈到了“算命先生”的影响和作用。1932年12月，希特勒在写给他的一位亲信的信中说，他的对手过于强大，他对于争取组阁“几乎失去了胜利的信心”、“放弃了一切希望”，这时，他求教了一位算命先生，这位算命先生在1933年元旦写了一首预言诗给他：

通向目标之路仍未畅通，

合适的助手尚待集中。

但在3天后，

形势将通通变样。

而在月底前的那天，

你将时来运转，目标在望！

不会有雄鹰领你上路，

只有蛀虫给你开道。

腐朽、凋谢的一切都将倒地，

屋梁已在劈啪作响！

    3天后，1933年1月4日，希特勒与巴本会晤，果然开始了转机，而到月底前即1月30日，这个年方43，年青时一事无成的流浪汉，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只是无名小卒，这个留有卓别林式胡子有点滑稽的煽动家，而且根本不是德国人而是奥地利人的希特勒——真的令人不可思议地担任了德国总理！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一开头就强调了自己的命运和使命感：

    今天在我看来，命运竟然选择莱茵河畔的勃劳瑙作为我的出生地，似乎是一种天意。因为这个小小的城镇座落在两个日耳曼国家的边境上，而我们年轻一代的人至少已把竭尽全力统一两国作我们毕生的工作。在我看来，这个边境上的小城市成了一项伟大使命的象征。

八．在科学与迷信的交点

    这实在是个奇怪的小孩。他一点也没有其他儿童的那股热闹劲。教师送来的成绩报告单，他父亲看了很痛心。教师告诉他的父亲说，这孩子智力迟钝，不喜欢同人交往，老是糊里糊涂地在自己的梦呓中游荡，以致大家叫他做“孤独的小老头”。

    这个迟钝、孤独的小老头，就是后来成为本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的爱因斯坦。1930年，他50岁，即孔夫子所说的“知天命”之年，写了一篇概括自己基本信念的文章《我的世界观》。这篇影响深远的文章，第一句话就是惊叹“命运多么奇特”！可见，他对命运的体验之深：

    我们这些总有一死的人命运是多么奇特呀！我们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只作一个短暂的逗留；目的何在，却无所知，尽管有时自以为对此若有所感。

    自从西方文艺复兴反对中世纪宗教迷信而提倡崇尚理性以来，科学界的主流对于神秘的宗教体验一直是作为“宗教迷信”来对待的，而爱因斯埋不但公然表明自己是一个“具有深挚的宗教感情的人”；而且说明神秘体验与真正科学并非水火不相容，甚至还是真正从事科学研究的“基本感情”！我认为这对于科学发展史是又一个影响深远的事件。是否可以说，科学是对宗教神秘的一个否定，而爱因斯坦的观点体现了“否定之否定”呢？我想，无论怎样，我们对神秘的经验或现象，应该采取一种科学的研究态度吧！

    爱因斯坦既然对“命运”感到“多么奇特”，那么，他对于占星学抱有兴趣则是很自然的事了。法国1985年出版的《星座与你》一书的扉页，就印有爱因斯坦的一段语录：

    占星学是启迪自我的学问。由于它，我学到了许多东西，我对之深深表示感激。地球物理学讨论了恒星和行星对球的作用力，反过来，从某种意义上讲，占星学着重表述了恒星和行星（对人）自身的力量。正因为这样，对于人类生活，占星学是生命的一种有益配剂。

    著名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逊1986年71岁时在以第三者口吻所写的“自述”中，也是一开头就是表达对自己“幸运”的喜悦：

    萨缪尔逊真是一生幸运，总是待遇优厚、工作轻松。聪明的少年时代，深得父母的赞赏宠爱。他天生就适合做学问，经济学好像是为他而生。他热望的每项荣誉都很早降临到他身上，在大学时代就获得社会科学奖章。1970年（55岁）成为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第一位美国人。他在学术上所获的各种奖，是在神奇森林中所得到的不可思议的猎物。

    被西方史学界誉为“当代最伟大的历史学家”汤恩比晚年和一位电台主持人厄本进行了广泛的对话，当厄本称颂他有强烈的好奇心，并且说“你的好奇心就是寻求一种统率一切的观点”时，汤恩比说：

    我的好奇心引导我对自然、对命运的含义（假如真有命运这种东西的话）、对整个存在的好奇。换句话说，对我来说，历史是进入宇宙和试着理解宇宙的途径。每个人都有生活是神秘的感觉，每个人都在某种范围内试图理解不可理解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