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传统风水学说的源流及社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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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文物研究所所长 宋大川 北京文博2000年第一期www.bjmuseumnet.org
中国传统的风水学说认为，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中布设的建筑格局，对人们的生活起居以至于子孙后代的事业和成就均有重大的影响。在中国古代社会，从国都的确立、市镇的设置、宫殿庙宇的建筑布局、民居的立舍以及陵寝、墓地的选择都与风水学说有密切的关系。可以说，风水观念浸润于人们的思想之中，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有着几千年的文化土壤。风水又称为堪舆、地理、相地、形法、青囊、青乌等。唐宋时期假托晋代郭璞的《葬书》最早给风水下过定义：“葬者，乘生气也。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风水的观念起源较早，西周时期有了一定的发展。秦汉以后，又吸收了易学、阴阳五行理论、谶纬、天文、历法、音律等中国传统哲学理论和多种自然科学学说的大量内容，并增加了大量的迷信色彩。唐宋时期，随着神秘文化和各种术数流派的兴起，最终形成了有完整理论体系和具体繁杂操作方法的学说。
中国传统的风水学说分为阳宅风水和阴宅风水。阳宅风水就城市择地而言，须要考察山脉走向、地形地势、水文地质、交通及气象等，依此来确定都市、城镇的建筑布局。就民居住宅而言，则须考察地形、河流、周边植被等，依此来推断与居处的关系，并安排不同用途房间 的位置、宅院大门的方向、炉灶的方位、水井的位置、植物的种植、门窗家具的尺寸和室内家具器物的安放。阴宅风水主要包括墓地的选择和开穴的时间及方法。阴宅风水须要考察大范围内的山势走向、水文地质、植物等，分析土壤性质、墓葬区与周边环境的关系，并依此确定墓穴的大小、深浅、下葬时间以及地面建筑的布局和兴建。中国传统风水学说充斥着许多迷信观念和文化糟粕，同时也反映着中国古代“环境与人”的认识，体现着中国古代建筑美学思想，对中国社会产生过重大影响。
一、人文建筑与自然环境相适应的阳宅风水学说
争取较好的居住环境，是人类生活的大事之一。最初的原始人类，由于社会生产力的低下，只能利用自然条件来解决居住问题，山洞和大树是他们的自然选择。这时，最初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已经出现。在选择居住山洞时，当时的人们有几条基本原则：a.离水源较近，便于汲水；b.为避免洪水侵害或潮湿，亦不能离水源过近；c.洞口要避风，以保证冬季保暖；d.离狩猎场所要近，但又要防止野兽的侵害。从这几条居住思考中我们不难发现，人类在选择自己的居住地时，着重考虑的是水源、保暖和取食，这就是人类最初关于“风”和“水”思想的萌芽。原始社会晚期，人类进入了农业时代，人们从山洞和树穴中走向平原，在土地上挖洞，并用木材及其他建筑材料有目的的构筑自己的住宅，正如《易经》所云：“上古穴居而野处”。从西安半坡遗址博物馆所保存的地下或半地下式的住宅分析，人们在建造住宅时，已经考虑了季节气流的方向、居住的舒适度、安全性及交通便利。这是当时人们关于建筑与周边环境思想的真实写照。
西周时期，人们对居住环境的认识有了很大的发展。《诗经·大雅·公刘》中记载：“既溥既长，既景乃冈，相其流泉，观其阴阳，其军三单，度其隰原。”大意是说，周初居住在豳地时，开垦了广阔的土地，并根据日影的方向认准西方，然后登上山冈，观察向阳背阴、寒暖不同的地区，又勘测水源灌溉之利，测量高地与洼地，目的在于勘察辨别宜于垦植的田地。周人的这些活动尚未带有任何迷信色彩，主要是“择地利以便人事而已”。但不难发现周人已经对居住地点和劳动地点的关系、季节和天文变化对生活的影响有了很深的认识。《尚书·召诰》载：“成王在丰，欲完洛邑，使召公先相宅。惟太保周公相宅，……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则经营。”《周礼·大司徒》中也说：“相，占视也，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说明当时在建筑都城、住宅之前，都要先勘察地形水文，以选择条件优越的基址，趋利避害，这实际上就是古代风水术的肇源。应该注意的是，此时勘察建筑基址的活动中已经包括了迷信的内容，即“卜宅”。很可能是在选择建筑基址的过程中要用占卜方法来最后决定采用与否。《尚书·洛诰》中记载周公选择洛阳都城基址的过程是：“我乃卜涧水东，稱水西，惟洛食。”意即周公选择涧水以东，稱水以西，靠近洛阳的一块地方来建都，并且占卜以问吉凶，结果是吉，最后就定在此地建都。可见，伴随着早期城市的兴建，国家在选择都城、规划环境时，亦有了风水的观念。此外，对住宅等建筑的方位也有了约定俗成的说法，《左传》记载，鲁哀公想“西益宅”，即在西面增修住宅，史官谏诤，认为不祥。哀公大怒，后经其他大臣谏阻，才打消了“西益宅”的念头。这时的建筑思想中已出现了禁忌的观念。
秦、汉时期，出现了专门叙述风水术的著作。据《汉书·艺文志》术数略五行类记载，有《堪舆金匮》十四卷，形法类中又有《宫宅地形》二十卷。它们都是“说风水方位之书”。在社会风俗中，住宅禁忌的观念极为普遍，如避“太岁”、“西益宅”等。这些禁忌中有一部 分成为后代风水术的内容，带有很强的迷信色彩。东汉时期有两部较重要的风水著作，王景《大衍玄基》，参考不同门类的术数著作，把建坟造宅，堪舆择日等几类适合于实用的内容搜集编汇起来，成为一部综合性的术数著作。《图宅术》是一部专门叙述阳宅风水的著作，并且绘有图形。《图宅术》残留下两段佚文，内容是将住宅分属五音，而人的姓氏也分属五音，某姓适合于某宅。《图宅术》所谓“五音”，即古代音韵学中的宫、商、角、徵、羽。人的姓氏配属五音，则是人为的规定，如张、王属商，武、庚为羽，柳姓属宫，赵姓为角等等。从秦、汉时期的风水观念来看，比较先秦时期在理论上日益成熟，并与五行、干支等学说发生紧密联系，将其中相生相克、吉凶祸福的观念吸收进来。在方法上也不像先秦那样简单，只用占卜来决定吉凶。而是利用社会上广泛流行的学说来支持自身，形成比较复杂的方法系统。同时，社会上也广泛地接受了风水观念的某些说法，形成了一定影响。
人文建筑与自然环境相适应的思想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了新的发展，标志之一是阳宅风水学说已为很多封建士大夫所接受，并撰文阐发宣扬风水理论。典型的如西晋名士嵇康曾写过《难宅无吉凶摄生论》和《答释难宅无吉凶摄生论》两篇文章，力主宅有吉凶之分，人当信天道所存，顺之则昌。同时提出应该修德积福，以成宅之吉，避凶免祸。还有许我士大夫在建造住宅时已经开始请相宅者来相宅。由于很多士大夫信奉风水学说，社会舆论也受到影响，一些偶然事件的发生，也会被附会上风水的色彩。标志之二，是风水学说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更进一步完善，其中最重要的是一些观念，如八卦、五行、干支等，都被大量地采入风水理论方法系统中，成为风水学说的重要支柱。
唐、宋时期，阳宅风水获得完全发展而形成了有完整严密的理论体系和繁复方法系统的学说，也可以说此时期的阳宅风水已经成熟。后代风水术中所有的基本观念方法，在此时期都已齐备或初步形成。此后的风水术，大都只是阐发前人理论，使之更为详尽完备罢了。唐、宋时期风水学说在社会上的影响极大扩张，很多著名的大儒都信奉其说。韩愈曾在文章中提出：“至于礼乐之名数、阴阳、土地、星辰、方药之书，虽今之仕进，不要此道。然古之未有不通此而为大贤君子者也。”他把包括风水术在内的术数提到很高的地位，认为是修身养性，成为大贤君子必修的学问。在当时的社会上，从皇家宫殿、贵显宅邸到民间一般住房的修建，都受到风水学说的影响。有关住宅吉凶与宅主命运的联带关系，被大量地附会到当时的人物事件上。唐、宋时期的风水学说有一个显著特点，即有关著述大量出现，远远超过了前代。自隋代萧吉著《相宅图》、《宅经》，到唐代无名氏的《相宅园地图》、《阴阳宅相图》，宋代佚名著《二宅赋》、《相宅经》、《宅髓经》等等，体裁多样，内容丰富，后代风水著述惯用的以图样配合歌诀的格式也已经固定下来。而现存最早的阳宅风水著作《黄帝宅经》，经考订已知是宋人假托黄帝之名而著，其序言中曾列举《黄帝二宅经》、《李淳风宅经》、《吕才宅经》等宅经竟达29种之多，几乎全部都是唐、宋时人伪托前人而著。从阳宅风水著述的大量涌现，我们也可以窥见唐、宋时期人们对于人文建筑与自然环境关系的探讨和认识已经形成了风水学说的理论体系。
元、明、清以来，是阳宅风水学说进一步完善的时期。在元大都和明、清北京的建设中，充分体现了古代传统“环境与人”的建筑思想，无论是城市水系的思考、公共建筑的格局和公私住宅的布局，都与风水学说有密切的关系。宋代以来，风水学说分为形法和理气两大流派。形法派主张根据山川自然形势所形成的环境来选择建筑地址、方向、规模；理气派则主张运用易象、五行、星占等方法，对不太理想的自然地理形势进行调整和疏补，使之符合风水学说中择吉的思想。元、明、清时期在风水学说的方法手段上，更加详尽琐细，随之而来的是风水术中固有的神秘色彩也更加浓厚了。同时，风水术在社会上的影响进一步扩大，并且更深入地影响社会下层，在民间风俗中也占据了重要地位。这一时期著述数量最多，但创立新说的却较少，大量的著述是对前人著作进行集释、注解、辑校等工作，被笃信风水的人们奉为圭臬的还是唐宋人的有关著作。元、明、清时期，风水学说的理论方法进一步得到完善、补充和丰富，社会影响也更加深入广泛，风水学说的通俗化使得它在民间风俗中的重要地位也确定下来。在中国古代建筑史上，体现在风水学说中的“环境与人”的思想经历了不同的发展时期，反映了人们对建筑与环境的关系不断进行着探索。可以说，风水学说影响了中国几千年的建筑活动，在其科学的部分中，也体现着中国传统建筑的美学观念。
二、儒家思想与后世观念相融合的阴宅风水学说
恩格斯说过：“在远古时代，人们还完全不知道自己身体的构造，并且受梦中景象的影响，于是就产生一种观念：他们的思维和感觉不是他们身体的活动，而是一种独特的、寓于这个身体之中而在人死亡时就离开身体的灵魂的活动。既然灵魂在人死时离开肉体而继续活着，那么就没有任何理由去设想它本身还会死亡；这样就产生了灵魂不死的观念。”灵魂不死的观念在古代社会许多民族中普遍存在，并极大地影响到不同民族对尸体处理的习惯。例如，古代埃及人相信灵魂不会死，并终有一天要回归肉体而复生，所以他们精心保存死者的尸体，将其制成木乃伊存放在陵墓中。天主教国家的人们也相信灵魂不死，但他们认为人作为上帝的奴仆，在死后要回到上帝身边，也就是到天堂去过圣洁的生活，所以不大重视尸体的保存和墓室的建造，往往只是留下一个纪念性的标志而已。中国上古时期的人们，同世界上大多数地区的人们一样，都深信灵魂不死。中国古代的人们认为，鬼魂是在人间世界之外的另一个世界过着同人世间大致相似的生活，这另一个世界实质上是人们以现实世界为模型而创造的。阴宅风水学说就是以鬼魂崇拜、祖先崇拜为理论支点，而专门为丧葬活动服务的学说。几千年来，中国实行的是土葬，这就牵涉到墓地的水文、地质、地理等环境条件等问题。
需要考察一下以看是否符合尽可能长久地保存尸体的要求，阴宅风水也就应运而生,最初的阶段，阴宅风水活动只是简单地选择适宜的墓地，惟一的目的是妥善地保存尸体，还没有引入吉凶祸福等观念，这种单纯的努力，实质上还不能称作是阴宅风水。并且，上古社会聚族而葬的习俗很普遍，大型墓地较多，很少可能为单个鬼魂去选择建造坟墓。春秋战国时期，《孝经》中开始提到“卜其宅兆而安厝之。”“宅兆”即指墓地。说明此时开始使用占卜方法来选择墓地了。古代学者铨释说，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为父母长辈选择墓地，要符合无水泉、沙砾、蝼蚁的条件，以便安置棺椁，表达后辈对父母的虔诚和敬畏。这是把占卜方法引入阴宅风水的开端，加重了其原有的迷信色彩。《礼记》中亦云：“卜葬卜日”，“善相丘陵”。“丘陵”也就是墓地，这两句话意思是要慎重仔细地为父母长辈选择墓地，用占卜方法来决定吉凶，并且对下葬的日期也要占卜以做出决定。中国的阴宅风水术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择日，大概就是由此肇始的。但是，此时期选择墓地的活动，还没有为死者后代祈福的明显目的，最多是掺杂进一种预言的味道。如史载秦国秦惠王之弟樗里子，为人滑稽多智，人称“智囊”。他死前自己择墓，位于渭水之南章台之东，说一百年以后，当有皇帝的宫殿夹护在自己的墓地左右。果然西汉时建长乐宫位于其墓东，建未央宫位于其墓西，而武库基址正在他的墓地。这个故事具有附会色彩，但只是明显地强调樗里子预言的正确，却见不到有关其后代祸福如何的丝毫踪迹。可见，当时择墓更多地是为死者考虑，也许这正反映了阴宅风水发源时期的幼稚。
秦汉时期阴宅风水的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在秦及西汉时期，阴宅风水基本上处在一种表面沉默的状态，从史籍中找不到有关其活动的记载，此时出现的两种风水著述《宫宅地形》和《堪舆金匮》，也不是专论阴宅风水的。第二阶段在东汉时期，此时期在中国历史上一向以谶纬神学和迷信思想充斥而著称，有关阴宅风水的记载也多了起来。这时已经有了将墓地与死者后代联系起来的观念，并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阴宅风水学说可以算是初步建立起来。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阴宅风水学说极大发展时期，有关的许多基本观念和常用方法都已略备，并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有许多封建士大夫都信奉阴宅风水学说，还产生了阴宅风水的专门著作。并且，由于晋代统治者推行孝治，渲染孝行，社会上也极为推重所谓“孝道”，而把包括阴宅风水活动在内的丧葬仪式看做是孝行的最好体现方式之一。这时，阴宅风水便很方便地与封建伦理道德观念挂上了钩，并因此获得更大的影响力。同前几个时期相比，此时关于风水活动的记载也有明显增多的趋势。以“龙”为代表的阴宅风水学说的一些重要观念就产生于这一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阴宅风水学说所具有的强大影响，不仅封建士大夫信奉其说，贵为皇室也受其左右。在这个时期，墓地吉凶与后代祸福在人们的心目中已经联系得如此紧密和灵敏，如响随声，如影附形。人们宁愿姑信其有，而不敢用一生的命运去冒险。再加上封建伦理道德观念的作用，阴宅风水学说因而得以很快发展并日益扩大其影响。随着阴宅风水学说的发展和实践活动的丰富，此时期开始出现专门论述阴宅风水的著述，保存下来的部分书目有《冢书》、《黄帝葬山图》、《五音相墓书》、《五音图墓书》、《五姓图山龙》、《墓葬不传》、《杂相墓书》共七种，总卷数达到一百五十一卷，其中，五音、五姓学说占了很大比重。应该注意到，五行学说此时已成为阴宅风水的重要内容之一。另外，在这些阴宅风水著作中，图的比重很大，这是为了开展阴宅风水活动的具体需要，也开创了后世阴宅风水著述以图为主，以文释图，图文并举的传统。其中提到的概念，在此后的风水著述中都可以找到。值得注意的是，在秦汉时期相对于阳宅风水还不大引人注目的阴宅风水，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却发展很快，无论在社会影响、实践活动、著述数量等方面都超过了阳宅风水。其原因有三：首先是阴宅风水学说本身的特点在发生作用。阴宅风水本来导源于鬼魂崇拜及由鬼魂崇拜衍化出来的祖先崇拜，而祖先崇拜正是在中国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这样，阴宅风水借儒家文化的影响而迅速传播，同时，也易于为广大社会所接受。其次，如同风水学说所宣称的，阳宅风水一般只涉及住宅主人及其一家人的吉凶命运，纵使预言不幸，一般在程度上也比较轻。而阴宅风水则关系到死者后代子孙好几代的祸福穷通、寿夭富贫，令人们不能等视之。再次，晋代统治者遵奉儒家学说，倡导孝治，推崇孝行，社会上遂以丧仪式的隆重虔敬与否，来作为判断孝行的重要标准之一。而阴宅风水正是为丧葬仪式服务的学说，正好派上了大用场。所以很快发展起来，并取得很大影响。并且，不仅魏晋南北朝时期如此，以后历代阴宅风水比较阳宅风水一直处在重要地位，也更加受到社会重视。
唐、宋时期，阴宅风水学说继续发展并最后形成。在这个时期，阴宅风水学说有几个显著的特点：首先是阴宅风水学说的理论体系完全建立起来。唐代杨筠松著《撼龙经》、《疑龙经》、《葬法倒杖》、《青囊奥旨》等著作多种，详述寻龙捉脉、定穴取向等基本的方法，从理论上对阴宅风水学说加以阐发论证。在宋人伪托郭璞所著《葬经》一书中，详细地论证了阴宅风水所以能够成立的理论依据，认为阴宅风水最为重要的是所谓有“有气”。其次，阴宅风水术在社会上得到更为广泛的应用，博得上自皇帝，下到封建士大夫和一般平民的崇信。第三，阴宅风水著述极大丰富，现在所见到有关著作大多产生于此时。其中仅唐、宋时人假托晋代郭璞、张华、陶侃等人之名伪造的有《葬经》、《青囊经》、《地理碎金式》、《寻龙捉脉赋》、《八仙山水经》等近二十种。这些著作虽多为唐、宋时期假托古人而著，实际上是建立阴宅风水理论体系的开创之作。如此众多的阴宅风水著作，不但在理论上全面彻底地阐发有关理论，在方法上也丰富和充实了阴宅风水术。
元、明、清时期，是阴宅风水进一步完备的时期。阴宅风水著作更全面地阐发理论，丰富充实相关的方法手段，在社会上产生极大影响。明代人伪托五代十国何溥之名所撰《灵城精义》， 创立三元三运之说，把天地之运结合起来，再辅以河洛八卦，使阴宅风水学说的适用性更为广阔。伪托宋代廖磓所撰《九星穴法》，结合天文地理，创立了若干基本定格，如果地形不符，可以人工加以改造以求吉，获得了更大的灵活性。不但从统治阶级到一般平民都信奉遵行，有些著名的大儒也持相信支持的态度，这些都使得阴宅风水的应用和影响日益广泛，成为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并在社会生活、民间风俗中占据重要地位。
三、传统风水学说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传统风水学说对中国社会上的影响广泛而深远。从阳宅风水来说，大至统治者建造都城，小到民间住宅一灶一门的设置，都是阳宅风水中的内容。西周初，都洛邑，用重臣周公、召伯“相宅”，即选择城址，制订规划。东汉时，社会上广泛信守“西益宅”不祥的禁忌，“举世不敢西益宅”。到元代，大臣刘秉忠精通阴阳风水之术，曾相地建造元上都，又在建造元大都的过程中，从选择基址，到全盘规划，都由他主持其事。王侯大臣建造府第也奉行风水学说，甚至封建政府官员修建有关工程也要遵从风水学说。《黄帝宅经·序》云：上之军国都城及大型建筑，次及州县城邑，下到村落市镇，乃至山间的庐舍，只要是有人居住的地方， 都有吉凶祸福，都是遵从风水学说。民国时期有人提出，各门近代地理科学，都是从堪舆地理发源的，中国的大都市、大商埠，也都不能脱离风水学说的范围。近年有学者认为，对数千年来风水术加以总结，就会发现，中国历史上一切建筑活动几乎无不受到风水术的影响。而这种影响源远流长，至今仍在发生作用。目前国内一些地区，主要是在乡村，有些人建造住宅依旧遵信风水学说。在港台及海外华人聚居区，出现了所谓“现代风水学”，将过去不适应工业化社会的风水学说加以改造，寻龙捉脉变成了主要讲求坐向方位。所谓“现代风水学”对传统风水学说进行了改造，加入了许多符合现代人心理的迷信内容，所以在海外还有较大影响。
中国的传统风水术的影响甚至波及他国，如古代朝鲜就把中国风水学说照搬照用，建立起一门风水地理学说。其主要理论依据还是中国的鬼魂吉凶、阴阳五行八卦等。十四世纪时，朝鲜李朝建始人、著名皇帝李成桂就曾经根据和尚的建议迁都汉城，因为据说汉城所处的地理位置和周围的地理环境符合风水地理学说的全部要求，是标准的吉地。又如日本有松浦琴鹤氏所著《八宅明镜图解》、《三六九星吉方图解》等风水著作，可见日本也曾接受和传播过中国的风水学说。
阴宅风水在中国社会上的影响比较阳宅风水更为广泛。阴宅风水之所以能够在中国社会上产生较大影响，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传统上普遍实行土葬和儒家学说推崇祖先崇拜。先秦时期的墨子曾经直斥儒学，“厚葬靡财而贫民”，是一针见血的批评。如果我们大致考察一下历代帝王陵墓，就会发现，这些陵墓基址的选择几乎都与阴宅风水学说符合。从历史记载上来看，梁武帝、隋文帝都曾命人为贵嫔、皇后择墓。至宋代，帝王或其后妃的陵墓墓地选择，堪舆家多次参与。清代为少数民族的满族立国，但也很快接受了汉族传统的风水学说。史载，顺治皇帝爱新觉罗·福临有一次到遵化打猎，至一山下，勒马四顾，说：这座山王气旺盛葱郁，大非一般，以后可作为我的墓址。因取手上佩带的扳指用力向外扔去，告诉左右随从，扳指落下的地方即为墓穴所在，即时开工建造。后来有精通阴宅风水术的术士看到，感到非常惊异，因为这块地方完全符合阴宅风水对吉地的规定。
一般的封建士大夫和平民百姓信奉风水学说，遵照有关规定为祖先父母选择墓地的则更为多见，不知凡几。不少封建士大夫还谙练风水术，如隋代萧吉、唐代严善思、明代骆用卿、清代董达存、董士锡等。他们身居高官，推服风水学说，甚至身体力行，为人相墓看宅，自然造成很大影响。在中国历史上，有些人狂迷地相信风水学说，有时为了给父母长辈选择一块好墓地，不惜倾家荡产，长年停柩；或因兄弟之间意见不同，反目为仇；或与他人争夺吉地，酿成惨剧。这种风气在明、清时期尤甚。明代项乔著《风水辨》，形容社会上的这种情况说：“事亲不可不孝，论理不可不详。不以便安其亲而动求利其子孙，或贫地而暴柩，或争地以破家，或兄弟感于某山某枝之说，而反为仇雠；至有终身累世不葬，遂失尺柩，不知其处者。”最后竟然连死者的尸体棺材都找不到了。在中国古代还流传着一些说法，即为了达到某些目的，可以有意地破坏或创造一定的环境，以改变其风水吉凶。例如，唐代杜氏祖籍京兆杜氏自此数代不振。又如，宋代湖州从来无人考上状元，一位通晓风水的老和尚说，这是因为湖州道场山位于州城之南，而这座山恰恰是主宰湖州人考试科举命运的。但此山太低，所以湖人怎么也考不上状元。这个老和尚于是在道场山上建起一座高塔，望上去仿佛在山上立起了一枝巨笔。并对人说，三十年后肯定会出状元。风水学说中这种把环境改造与吉凶命运联系起来的说法，强调了人的主动性，使其适用性更为广泛，大大加强了风水术的影响。
在中国封建王朝的政府机构中，不仅有职掌风水、阴阳的官员，而且，政府还专门招收从事风水等术数活动的学生。《续文献通考》载，金代凡司天台学士，女真族二十六人，汉人五十人，来源为国内官吏平民子弟年纪在十五岁以上，三十岁以下者，经过考试选补，又每三年一次选试普通平民来补充。考试的科目有历法，推步、易、占卜等，有关风水术的科目则考《地理新书》，以及合婚、安葬之术。元代制度，选试阴阳人，在《三元经书》中出题，有关风水科目的，阳宅风水以《周书秘奥》、《八宅通真文论》为主；阴宅风水则以《地理新书》、《茔元总论》、《地理明真论》等书为准。具体方法是由国内各路推举老成厚重、艺术精明、为众推服者一人，通过考试后由中央政府的廉访司量才阴阳学校，在校学生谓之“阴阳生”，学习科目包括天文地理、星命占卜等，自然也有相宅、相墓、选日等专门学问，以期造就全面人才。明代虽然废除了阴阳学校，但又在钦天监设立天文、历数、地理等四个学科，最初由全国选录学生，后来又规定只从世代从业者的子弟中选拔，立师教习，学成后遇有空缺即补官职。明孝宗曾专门下诏，命令在全国范围内由各府县推举一二人，必须是精通天文、历数、占卜、奇门盾甲、风水等学说，经过考试后，由吏部任命作“正术”等官。
中国传统风水学说对中国社会和周边国家的思想、文化产生过重大影响。在中国传统风水学说的发展和形成过程中，掺入了大量的鬼神观念和吉凶祸福观念，附着有大量的迷信色彩，最终走入了思想的歧途。但是，风水观念在最初起源时，是出于实用性的目的，即如何合理、科学地建筑住宅、选择墓地，以避免某些自然灾害如洪水侵袭等。在后来风水学说发展的历史中，人们对于周边环境与住宅和陵墓关系的认识不断深入，在建筑实践中积累了大量的宝贵经验。因此，传统的风水学说中也包含着许多中国古代“环境与人”的思想，体现着中国古代传统的建筑美学。可以说，风水学说实质上是迷信思想与古代建筑理论、建筑美学的杂糅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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