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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棠坡故居
朱鎔基出湖南省城长沙,沿107国道东行32公里,就到了长沙县安沙镇和平村——朱镕基总理故乡。转上一条水泥小路,蜿蜒入山,两旁时见青竹婀娜、杂花间树,再行二三公里,地名棠坡,朱氏祖屋“恬园”就曾坐落在此,“以前好大一片屋咧,60年代全拆光了。”和平村村委会的小宋说。“朱镕基在这里出生,并度过了童年时光。”和平村村支书黄自力告诉记者,“他大概到9岁多才离开棠坡。”朱氏祖屋所在处,现在是一个苗圃,遍栽紫色的红槭木,开阔的地势,犹可想见当年的规模。
在朱氏族谱的记载中,清末文豪吴南屏,曾于清同治十二年癸酉(公元1873年)受邀到此做客,并挥毫赞叹恬园之美:“恬园,长沙朱氏之山庄也,地名棠坡,去会城东北六十余里,古驿道旁,岗岭回复,数转乃入,至则柴关
多才多艺的朱鎔基矮屋,甫见竹树间游与乃伫,客惊而问,不意所称恬园者之在此也。”苗圃右边有一四角凉亭,亭中有古井一口,上有记载,“朱氏祖井,始建于清咸丰四年甲寅(公元1854年),位于泞坡祖屋进门丹墀中,有石砌围档,井水清凉甘甜”,这口井自开凿之日起,清泉不绝,朱氏家人及族中所办的学校,都以此为饮用水,至今100余年,不盈不1995年,湖南省地质勘探队还特意彩井水作了个鉴定,结果为“特优质矿泉水”。80多岁的朱佩珍,是朱镕基的小时玩伴,她拄着一根棍子,颤巍巍地领着记者,“你看,那个平地上,我们小时候玩过跳绳的地方。”老人还记得,“细时这个伢子很灵凡(注:长沙方言,聪明之意),也很老实,别个打他,他就哭,说:我不打你、我不打你。”算起来,朱佩珍是朱镕基的堂嫂,老人年事已高,“几十年前的事情都记不太清楚了。”不过朱镕基并没忘记这位童年的玩伴。据老人的家属介绍,1996年朱镕基那次回长沙时,还特意请人将老人接到长沙小住。
翻过朱氏祖屋所倚的小山,背面就是朱氏祠堂,1961年嫁到村里来的易翠兰,对这个祠堂记忆犹新,她用树枝在地上画起来:“先是一个池塘,从一座小桥过去,接着是一个大操坪,迎面是个大照壁……”按照几位村民的回忆,祠堂足有六七进,雕龙刻凤,气势剧组宏。这座祠堂给当年的孩子们带来很多欢乐,但在1960年代同样未能幸免,易翠兰当年就曾参与拆屋的行动。现在这片故地上,几幢民房杂乱相间,只有一株两人合抱的银杏树,得以幸存。
(二)岷藩后裔
朱镕基的堂兄朱天池,曾对棠坡朱氏的历史作了梳理,从他整理的资料来看,棠坡朱氏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直系后裔,属于朱元璋第十八个儿子岷庄王这一支,朱镕基应该算是岷藩十七世孙。关于岷藩家族,刘佑平先生的《中华姓氏通书·朱姓》中有如下记载:岷藩开基始于朱*,是明太祖朱元璋与周妃所生的庶十八子,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始封为岷王,原建国于岷州(今甘肃岷县)。洪武二十八年(1399年)朝廷实行削藩政策,岷王朱*因被西平侯汰
朱鎔基晟告发不法,被废为庶人,远徙福建漳州。朱棣称帝后,他恢复爵位,回到云南,但此后又在永乐六年(1408年)被削除护卫、官属。明仁宗洪熙元年(1425年),四月,令朱*自云南北迁至湖南武冈。1450年朱*去世,谥为庄,史称岷庄王。岷藩后裔在武冈生息100多年后,明末李自成、张献忠起义,朱氏家族四散逃离,其中的一支逃到了长沙棠坡,朱天池(即镕垂)老人曾到云南、武冈等地调查过这段历史,“经过动乱后,逃到棠坡的只有几个人,而且很穷,只能靠教书为生。”按后来的阶级分析观点,这时候的棠坡朱氏一穷二白,算得上赤贫,在其后的几百年间,他们开始了白手起家的创业过程。在此期间,朱家陆续有人入仕,但从后来的记载来看,真正让朱氏家族脱贫致富的,是朱镕基的曾伯祖父朱昌琳(字雨田),朱氏族谱的记载中说,清道光二十八年(公元1848年),粮食丰收,谷贱伤农,达到了千钱三石的低价,朱雨田倾其所有买入,次年天灾,粮价飞涨十多倍,朱家从此“起富不愁衣食”。并开始广购田产,在城乡筑室置房。关于这段轶事,长沙市地方志中亦有记载:朱雨田此后转贩盐茶、设钱庄、开矿业,终于成为长沙首富,他修建的朱家花园,“登之可极尽岳麓湘江之胜,名于是邦矣”,列为长沙园林之首。
据长沙市志的记载,朱雨田暴富之后,乐善好施,在长沙设保节堂、育婴堂、施药局、麻痘局,置义山、办义学,并疏浚新河、赈济灾民,方志中评价,他是“长沙近代慈善事业的开创者”。朱氏家庭从此富甲一方,子孙兴旺,多时人丁上百人。在棠坡,朱家因为扶危济困,到今天仍赢得乡亲的赞誉,67岁的村民王玉龙告诉记者,那时每月逢三逢八,朱家就开仓济贫,而村里如果有孤寡老人死了,都由朱家提供棺材,以及两担石灰,用于埋葬。村民彭建武的妈妈,当年在朱家所办的学校免费读书,该村所有贫家子女,均免费就读于朱氏族学。彭建武说,解放后朱家人在村里没有挨什么斗,因为他们不是恶霸地主,“是好地主”。时至今日,和平村1200多人,300余户,但朱姓已经很少,村支书黄自力说,“朱家后人基本都出去了。”
(三)乱世孤儿
朱镕基的父亲名宽澍,字希圣,他是个遗腹子,其父还没有见着他的面,就已去世。朱希圣有兄弟6人,另有姐妹数人,他排名老幺。据闻朱希圣绝顶聪明,年少即博览群书,颇有抱负,他曾取屈原“世人皆醉我独醒”之意,自号“清醒上人”。朱希圣十多岁时,就染上了肺病,俗称“痨病”,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这种病基本无法医治。朱天池告诉记者,朱家长辈于是决定,给朱希圣娶亲“冲喜”。“冲喜”是当时农村的古俗,一般是男方家有人病危,急需有个内当家主妇,再就是希冀以结婚的大喜来冲刷晦气,让喜神驱逐病魔,以期让病人因此脱尽晦气而康复如初。
朱镕基的母亲张氏(注:海外媒体误为余氏,余氏实为朱天池之母)就是这一情况下,匆匆嫁入朱家,从后来情况推断,时间应该在1927年末到1928年初。朱天池回忆:张氏的个头比较高,“长得很俊秀”。“冲喜”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在张氏怀孕后,朱希圣身体日渐羸弱,没等到孩子出生即英年早逝。1928年10月1日,当朱镕基出生时,她的母亲张氏也感染了肺病,无法给孩子喂奶,其时朱天池胞妹朱荔裳刚刚出生,伯父朱宽浚遂将镕基接到家中,让妻子给他喂奶。
从没尝过父爱的朱镕基,与母亲相依为命,朱天池回忆,当时朱家长辈对孤儿寡母格外照顾,几位堂史弟音也相处亲昵,那时朱氏长辈都喜欢唱京戏,每到闲时,叔伯史弟便相聚一起,拉二胡、打锣鼓,唱功好的便一展歌喉。耳濡目染,朱镕基等几史弟竟也无师自通,爱上了这一“国粹”,甚至后来当上总理,朱镕基仍乐于在一些场合展示自己的京剧唱功。朱镕基跟大哥镕坚的感情尤其好,后来的交往情况,似乎也可佐证这一点:1998年,身在美国的镕坚90大寿暨婚庆60周年,朱镕基特意题辞“金石不渝、百岁可期”,以资祝贺,这应该是“诫题辞”的朱镕基,送给亲属的惟一墨宝。
朱氏大家庭在朱镕基出生的时候,已经准备分家,此后不久,朱宽浚赴扬州工作,举家东迁,直至抗战前夕才返回,朱镕基母子分得的那份田产,便委托给“满伯”朱学方代管。不幸之事在朱镕基9岁多的时候再次降临,染病已久的母亲张氏辞世,朱镕基父母双亡,成了孤儿,朱学方负起了抚养他的重担。在朱镕基幼失怙恃的岁月中,时局同样不稳,可谓兵荒马乱:在朱镕基出生前,1927年5月21日,国民党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许克详率独立三十三团,空袭共产党在城内的各类机关,是晚11时许,长沙城内杀声震天、尸横遍野,大屠杀还波及到湘潭、常德、浏阳等20余县市,共产党及群众“遇难者上万人”。
共产党随即在湘赣边境发动秋收起义,并发出了夺取全省政权总暴动的动员令,长沙城内也秘密筹划武装暴动,以作策应,国民党全城搜捕“叛党”,恐怖气氛笼罩全城,秋收起义部队未经训练,不敌国民党优势兵力,被迫转移。在朱镕基出生后不久,红军曾两次攻打长沙,并一度攻克,此后,毛泽东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距长沙仅数百里,长沙因此成为国共两党交锋的前沿,历经“围剿与反围剿”战火荼毒,拉锯战一直持续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而到了1938年11月,日机轰炸长沙,形势十分紧张,据《长沙人民革命史》记载,蒋介石电令“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望事前妥密准备”,12日深夜,担任放火任务的警备第二团某部误听电话,以为日军已进市点火,是为“文夕大火”,这场大火连烧3天,死者3000多人,全城80%房屋被焚。
(四)性格之源
父母接连撒手西去,对于一个不满10岁的孩童,无疑是人间惨事,后来抚养他的朱学方老人回忆,家庭不幸,加上当时兵荒马乱的时代背景,悲惨身世使得朱镕基少年早熟、发奋努力,且养成了处世深沉稳重的性格。朱天池对朱镕基的性格养成也作过分析:他幼年与寡母相依为命,虽然族人颇为照顾,但遭受些白眼想来在所难免,而在少不更事时,孩童间的嬉戏,身材瘦弱的朱镕基也受了不少欺负。朱天池记得,当时和朱氏子弟住在一起的还
朱鎔基有任氏兄弟,他俩十分顽皮淘气,常欺负朱家子弟,别的朱家子弟对他们都退避三舍,而朱镕基表现出倔强的个性,即使被打倒在地也决不认输。或许正是由于幼年的苦难经历、加上此后求学的颠沛流离,使朱镕基感同身受,同情弱者贫者、反感仗势欺人、仇视为富不仁痛恨贪官墨吏。后来身为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为农民的穷苦泪洒宁边,为长沙的溃堤九江掬泪……实有真情动,实有苦衷在。
而在被问及卸任之后时,朱镕基说:“全国人民如果能说一句‘他是一个清官,不是贪官’,我就很满意了,如果他们再慷慨一点说‘朱镕基还是办了点实事’,哎呀,我就谢天谢地了!”朱镕基的为官理念,其实可以在他的几位先祖身上,找到一点影子:在朱氏族谱的记载中,十五世乔生府君,就是一个颇有官声之人,他辅佐鹿传霖治理四川时,冬季官府救济贫民,某官员私藏了几件衣物,贫民投诉,乔生闻之,正欲起身,突然岩墙倒塌,打伤府君左足,民众争相拥出,乔生府君不顾足伤之病,厉色严斥该员,数以改过,该员深感愧疚,将衣物一一退还。乔生后来“历署诸道、颇得民心”,在他返乡时,民间每家“置明镜一方、清水一盏、白菜一叶,焚香跪道,爆竹声十里不绝。
这位乔生还是一个刚直不阿、从不奉迎之人,族谱中记载,在一次慈禧太后的接见中,众官员皆吹捧慈禧有“宋宣仁太后”之德,乔生“独默然不语”,瞿鸿机感叹:“憨哉,乔生不可及也。”在朱氏先祖中,金陵为官的十五世鞠尊府君,因为“修沙洲圩闸、修惠民河,民勒石记之”。而到了朱镕基伯父朱介侯(即朱宽浚)这一代,则以“奉公循理、不伐能不矜功”为宗旨,历任湖北黄安(今红安)、江陵令,“才明识裕、为官运亨通俱优”,这位介侯公因为看不惯“污吏横行、国事日衰”,在宣统年间黯然挂冠而去,归隐棠坡田园。
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12月参加工作。1947—1951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51—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1958年在国家计委燃
朱鎔基会见布什动局、综合局任组长,国家计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计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1969年任国家计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1975年下放国家计委“五七”干校劳动。1975—1979年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1979—1982年任国家经委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1982—1983年任国家经委技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1983—1985年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1985—1987年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1991年任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
1991—1992年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1992—1993年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1993—1995年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国人民银行行长(1993年6月—1995年6月)。中共第十三届中央候补委员,1995年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1997年在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1998年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
(一)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998年3月19日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记者招待会,朱镕基刚刚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朱鎔基做政府报告“过去的一年我感到非常难,这个困难超过了我预料的程度。第一,我原来没有估计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这么大;第二,我国发生的历史上罕见的特大的洪涝灾害也超出了我的预料。但我感到满意的是,我们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依靠全国人民的努力,我们站住了,这两个困难我们都挺过去了。这是不容易的,所以我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了一句:‘来之不易’呀!”——1999年3月15日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记者招待会
“我比1998年是不是显得疲劳,我不知道在座各位作何评论。不过我想时间已经过去4年了,人总是要老的嘛。但是,这4年以来,我始终丝毫不知疲倦地在进行我所担负的政府的工作。”“我想我在1998年本届政府开始的时候,所提出的‘一个确保、三个到位、五项改革’,在这4年里面就已经基本完成。”“关于我本人,除了我确实是在埋头苦干以外,我没有什么优点,我不希望别人学习我,特别是某家香港报纸说我的本事就是拍桌子、捶板凳、瞪眼睛,那就更不要学习我。但是这家报纸说得不对,桌子是拍过,眼睛也瞪过……至于说我这样做是为了吓唬老百姓,我想没有一个人相信他这种说法。我从来不吓唬老百姓,只吓唬那些贪官污吏。”
——2002年3月15日九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记者招待会
(二)铁腕外交 绵里藏针
“我是不想来的,是江主席让我一定来。江主席是中国的NO.1(第一号人物),我当然要服从江主席的命令。”“我不想来美国的原因是担心被美国人打得鼻青脸肿。美驻华大使尚慕杰临行前告诉我,回美后将做好被打得鼻青脸肿的准备。尚慕杰还特意给了我一个善意忠告,要我到美国后一定要‘笑脸常开’。我当时回答尚慕杰说:‘你是美国人,都可能被打得鼻青脸肿,我是中国人,我担心我的笑脸会变成血脸。’”
——朱镕基回答记者为何在美中关系出现新矛盾之际访美
“刚才在克林顿总统的办公室看到了林肯总统的肖像。我想当年林肯总统为了保持美国的完整,反对独立和分离,不惜使用武力,我们应该向林肯总统学习。”
——1999年4月8日访问美国期间,朱镕基绵里藏针地回答一位香港记者关于台湾问题的提问
(三)驳斥流言 妙语机锋
朱鎔基“我刚才跟尊敬的市长夫人谈话时,她问我,你们打算怎样庆祝50周年国庆?我告诉她说,我们今年要搞一个盛大的阅兵式,将要展出中国最新式的武器,但这些武器是中国制造的,不是从美国偷来的。尊敬的市长夫人建议说,你们应该在导弹上面贴一个广告,Made in China,notinU.S.A.(中国制造,不是美国)。这是个Goodidea(好主意)。”——1999年朱镕基访美期间巧妙地回击了指责中国偷窃美国导弹技术的流言
“我不敢保证中国的统计完全没有水分,因为没有哪个国家能保证这一点。不过,我相信中国经济7%的增长率是真实可信的,因为去年国内的财政收入增长了14%,这可是真金白银,没得假的,全部都装进了口袋(指国库)的。”
——朱镕基在博鳌亚洲论坛上回答外国记者质疑中国7%的GDP增长率有水分
(四)寄语学子 慷慨立言
“所有会计人员必须做到‘诚信为本,操守为重,坚持准则,不做假账’,不屈从和迎合任何压力与不合理要求,不以职务之便牟取一己私利,不提供虚假会计信息。”
“我很少题词,因为我的字写得不好,但是我为3个国家会计学院亲自写下4个大字‘不做假账’。我希望每一个中国国家会计学院毕业的学生,永远都要牢记这四个大字!”
——2002年11月朱镕基莅港出席世界会计师大会时谈及中国会计业
“你若是出去工作,你可能会成为一只公鸡,公鸡是斗士;但你若留下来的话,你就可以成为一只母鸡,母鸡可以生蛋。”
——朱镕基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时深情挽留自己的学生姜旭平留在清华园,做一名普通的教书匠
(五)大家风范 热语招商
朱鎔基会见南非议长“中国政府有200亿美元的储备金在这家银行,中银本息也有超过300亿美元的储备金,所以这家银行是不会倒闭的。”“若大家对这家银行服务感到不满意,可以写信给我,我将撤这个行长……不过,如果大家觉得银行的服务好,也要写信给我,好让我及时提升他。”——1993年5月,朱镕基在中国银行加拿大分行开业仪式上讲话
“听说今天的演讲会入场券是1250美元一张,我不知道我今天的讲话值不值这些钱?”“你们愿意到中国来开银行,我们表示欢迎。但不要来得太快。来得太快,你们赚不到钱不要埋怨我。”
——1997年9月22日,朱镕基在香港参加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56届会议回答如何让更多的外国银行进入中国
(六)铁面总理 闲话幽默
“我很喜欢开玩笑,但常有人不理解我的幽默。比如前不久在北京开人大会时,我对湖南代表团讲,不要再挪用农业资金,损害农民利益,谁再这样干,我就砍谁的头。我不过是开玩笑这样讲,结果《农民日报》却当真报道出来,香港一些报纸也跟着登。后来我在记者会上说,我不承认要砍人家的头,那是破坏民主,违反法制人权,将问题国际化。第二天,香港的报纸却说我讲了话又不承认。这些报纸是不是缺乏一点幽默感?”
——1993年5月,朱镕基出访加拿大,他的连珠妙语,令西方国家和政治家和新闻界大开眼界
讲到经济形势,可以说,通过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宏观经济环境确实比几年以前要好得多。
由于这三年国家两次提高粮食和棉花的收购价格,采取各种措施鼓励农民种田的积极性,农业的基础地位有所加强。财政和金融形势也都是好的。上半年财政收入增长17.7%,是历年来幅度最高的,特别是由于财税体制改革的成功,中央集中了比过去更多一点的财力。国家外汇储备7月中旬达到875亿美元,因此,才有条件宣布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可以自由兑换,实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章程的第八条款,这就大大地改善了中国的投资环境。
当然,前进中还有困难。主要表现在宏观调控和经济总量控制取得很大成绩的同时,国有企业改革虽然取得了进展,但也遇到了一定困难。生产发展速度仍相当高,但是净利润降低了,亏损面有所增加。这也不是没有客观原因,相当大一部分利润转移到农业、企业折旧和社会保险基金方面去了。当前企业困难的根本原因,还是由于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重复建设和企业经营管理机制转变滞后,造成国有企业的行业结构和产品品种、质量不能适应国内外市场的变化,库存积压和开工不足更加突出了。
针对当前的问题,江泽民同志最近指出,应当认真着力实现“两个转变”,把宏观调控同微观搞活结合起来,大力调整经济结构(包括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使国有企业的生产适应市场的需要,从而提高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这既是下半年的任务,也是今后几年的任务。当前国有企业的困难,一个重要原因是企业管理不善。过去抓全面质量管理,在建立全面质量管理体系、加强财务成本核算、改革劳动人事制度方面下了很大功夫,现在有些企业把这些基本功丢掉了,甚至靠假冒伪劣产品蒙骗用户。这样搞是不行的。要全面理解和贯彻十四届三中全会规定的16字方针,即“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要全面抓好“三改一加强”,就是把企业机制
朱鎔基视察安乡的转变、技术的改造、行业的改组同内部管理的加强,几个方面结合起来抓。现在有些效益好的企业,不是靠科学的管理制度和严格的劳动纪律,而是靠政府、靠银行、靠关系、靠广告效应、靠短期行为,单靠这些,企业不可能真正办好。今天到了要大力提倡改善中国的管理和发展中国的管理科学的时候了。党中央提出了“科教兴国”的方针。这个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个方面,当然也包括了管理科学。现在,确实需要强调管理科学和管理教育也是兴国之道。
对管理的重要性,宣传得还太少,要大力宣传加强企业的经营管理,要大力提倡振兴中国的管理科学,要总结中国管理实践的经验。现在宣传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艰苦创业的书籍还不多。要加强对先进企业的管理经验和现代管理科学的宣传,多出版一些这方面的著作。现代管理当然是西方起步早,也可以多出版一些介绍外国经验的书,看看人家是怎样发展的,看看艾柯克·李怎么把克莱斯勒汽车厂救活的,福特是怎么勤俭办厂的,苹果公司、微软公司是怎么白手起家的。讲讲这些东西不是崇洋媚外,而是促使大家转变观念,适应市场,重视管理,学会用人,勤俭办厂。
这样的事例,中国也不是没有。30年代我们的民族资本家在夹缝中求生存就值得宣传。中国古代典籍中,涉及管理思想的不少,如《尚书禹贡》、《管子轻重》、《史记货殖列传》、《汉书食货志》、《盐铁论》等。那个时代的经济思想,不一定符合现代管理思想,但是早期中国的经济管理思想还是有可以借鉴之处的。潘承烈教授研究中国古代管理思想,演绎孙子兵法,讲田忌赛马(可以说是最早的博弈论思想),在国际论坛上很受欢迎,说明其中有些观点也符合现代管理原则。总之,确有东西可以宣传。要掀起一股学习管理、加强管理、发展管理科学、加强管理培训的热潮,只有这样才能够纠正时弊。
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没有轻巧的道路可走,只有老老实实地研究改善经营管理,建立一套现代企业管理制度才行。没有现代财务、成本、质量管理和科学决策制度,就不能搞现代市场经济。今天,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成立10周年的时候,在管理科学组变成管理科学部这个大喜的日子里,大家一起为振兴中国的管理科学而奋斗。
朱镕基是一个“外刚内柔”的人,外表看来很硬,但内心很柔软,比如他看到民间疾苦会很伤心,很容易动情。他也非常细心,比如,《狮子山下》是香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生活比较困苦时候的一出戏剧,其主旨是激励大家奋发生活,因为香港的经济不算很景气,财政赤字严重。这部戏里面的主题曲在近期又被香港人拿出来重新传唱,去年朱镕基参加香港举行的世界会计师大会的时候,居然在最后一天发表演讲时把歌词最主要的一部分背出来了,他肯定是专门找来歌词背熟的,意在鼓励香港人振作起来。从这一小小细节,可见他的一番深意和苦心。
朱总理以他率直的个性,当众表达了他在点名事件后,对香港媒体反应的看法。虽然他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却让我放下心来。不只因为他的俏皮,更因为他的坦然,让我知道,点名事件后,在媒体上掀起的轩然大波对他并没有影响,他率性依然。朱镕基实际上很乐于和媒体交往。他知道这是你工作的一部分,非常尊重你的工作。他那
朱鎔基会见南非总统么忙碌,但是都会注意到我们的存在,给我们以帮助。他会把我们当作平等的人来对话。他回答问题绝不敷衍,总是仔细聆听,然后就你的问题,作适度回答,所以常常看到他有时侧着头,或是支起耳朵仔细听问题。即使是在法国,发生撒传单的抗议事件,媒体同业追问有什么感想?时,他老实地说:听不清楚问题。等到听明白了,即使已被保镖护送到门外,他也回过头来,大声回答:我没看见。一次为了赶下一场会见,没法回答完问题,他还显得十分抱歉。
不过别遗憾,他总是会在别的公开场合发言时补偿你。媒体对他所有提问,他可以很快融入他的演讲或即席发言里。一次是在对英国商界的晚餐演说,我们相信,即使他事前准备了讲稿,在现场也被他临机应变地改得差不多没了。他在演说过程中,补充了下午他没法回答完的具体援助方案。一次是亚欧会议结束当晚,他会见英国侨界,原本预计10多分钟的发言,他即席演说了23分钟,除了对侨界应有的鼓舞外,其中又间接回答了许多媒体的疑问。
他的现场反应非常快,如果你给他一语双关的好题目,他绝对可以给你意料之外的好答案。媒体问:“你刚才横跨东西半球的子午线,你觉得东西方现在关系如何?”“关系很好呀!我刚才就横跨了东西方,而且我一个人就可以把它们连在一起!”这就是朱镕基,一个什么都看在眼里,明白在心里的人!长时间的访问也人民看到朱镕基性格的多个侧面。“原来觉得他在电视上的形象非常严肃,实际上我们看到过很多次灿烂的笑容。
对于朱总理仅用两个字:敢说,足可形容。很多社会问题不是一两个人能解决的,更不是一天两天就能解决的,社会运行有自己的规律。有些问题何时能够解决、解决到什么程度,其实老百姓心里有数。老百姓最直接在乎的是领导人的姿态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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