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先秦时代，姓与氏有区别，姓是不变的，而氏则不断变化。春秋时晋国叔向说，“胖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而已”。同是姬姓的贵族，却存在许多不同的氏，羊舌氏只是叔向所在的 “宗”的十一个氏族之一。姓和氏的产生和区别是由氏族制和宗法制决定的。 
　　
    姓与氏来源于原始时代氏族，胞族或部落的名称。那时每一个氏族都有一个用图腾物作标志的名称。图腾物既是氏族感生神灵，又是族名。当氏族经过发展，逐渐形成由若干同胞氏族构成的胞族集团，每一个新氏族都为自己想了新的名称，原先的氏族名称就成为胞族的名称了，胞族继续发展，分成若干胞族，构成部落，原先的胞族名称(即更早先的氏族名称)又转化为部落的名称。部落中的每一个氏旅既有自己的氏称，又有据以联系血缘远近的胞族称(旧氏)和部落称 (更早的氏)。这种不同层次的氏称，大体相当于先秦时代姓与氏的关系。如《左传》所述高辛氏部落包含两个胞族八个氏族，叫伯奋氏、仲堪氏、叔献氏、季仲氏(此四氏为一个胞族)，伯虎氏、仲熊氏、叔豹氏、季狸氏(此四氏为另一个脑族)， 而八个氏又都属于高辛氏。 
　　
    周代的姓氏制度是继承原始社会的氏族名称制度产生的，但又有区别，主要表现在旧氏(指嫡系)不仅为“家”(相当于胞族或宗族)或“园”(相当于部落)的名称，而且始终仍作为氏族名称。如吝秋营目的“季孙氏”不仅是以征公子季友为姑祖的宗族的名称而且是这个宗族的嫡系氏族的名称。这是由周代宗法制决定的。在周代的宗氏氏族分拆之后，原氏族的爵位土地财产连同氏族名称都由嫡族继承，旁支五世而迁，嫡系百灶不定，所以，氏族名称将由嫡系氏族世世代代沿用下去。 
　　
    由于周代贵族是按姓氏来区分血缘关系之远近的，所以姓氏成为统帅同宗同族成员的旗帜。周王所在的氏族是绝对的大宗氏族，因此天下的姓也成为整个民族的旗帜。于是产生了顾炎武总结的“氏一再传而可变，姓千万年而不变”(《取胜》)的局面。如因周人是姬地所以周公旦长于伯离封于各鲁囤 室从所有公族也都是姬地不可能变处。但新的氏则不断产生。减氏、郧氏、柳氏出自鲁孝公，费氏、郎氏出自纪公，施氏出自桌公，孟氏、叔孙氏、享孙氏出自桓公，为氏出自咽公，鲁氏出自宫国灭亡后的公室遗民，等等。 
　　
    姓与氏的区别，由“姓”“氏”本身的意义也能看出来。 《说文》：“众人所生也。古之神圣人，母感天而生，故称天子。因生以为烃”。 ‘感天而生”招始祖所感生助图腾物，西周以后被附会为“天”。 “因生以为烃”实指因图腾称号作为姓。 可见“姓”本义指所感生之物，如“姬”得名于熊迹， “拟”得名于蔻队， “子”得名于燕卵等。 
　　
    “氏”本义指氏族，氏族即文族，指分拆的各族。从语音看， “氏”与“支”古音同。氏既是文族名氏，当然每个分氏都要产生新的氏了。 春秋时代，贵族通常以祖父的名号(如名、字、谨、封邑等)为氏。这是什么道理呢？原来那时并非人人都有氏称，只有代表氏族的族长才被称为某氏。而这个氏名，又是氏族始祖的名号。假设那时王常寿命为三代同堂，而氏族又是冈一始祖的五代以内子孙所构成，不难算出，任何人在世时都不可能成为氏族始祖并且以他的名号作氏族名，只有当她的第五代孙出现以后，他的后代才成为独立的氏族而以他的名号作氏称。由于族长是在世的最高辈摘长考，那么，在正常情况下正好是始祖的嫡长孙作族长。 
　　
    《左传·隐公五年》把台串公儿子公子躯追称为“威信伯”， 孔颖达《琉》云，“诸侯之子称公执公孙之于不得袒诸民乃以王父(祖父)字为氏。计艘伯之孙乃得以减为氏”。就是说，当公子躯(字子咸)成为氏族始祖到他的孙子做族长才开始以“威”为氏。这时便脱离公室嫡族了。 
　　
    上文已说过任何一个氏族(不论大宗小宗)，它本身都有一个嫡系往下嫡系的每一代族长都保持该氏作称号而不变。所以，氏一方面不断变化而产生新氏，另一方面又将一直流传下去(除非嫡系破灭或其他特殊原因)。到两汉以后，随着宗法制在政治制度中解体，先前有区别的姓与氏开始合流，合称为拄氏。从此姓氏不再分大小宗，而由所有的后裔共同继承。不过，由于皇族、官僚地主和农村中宗法制度一直还存在于是秦汉以后又产生了“房”的概念，其性质与先前的“氏”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