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岗(1905－1954)，男，陕西省横山县武镇乡高家沟村人。原名高崇德，字硕卿。贫苦农民家庭出身。陕甘边革命根据地领导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954年2月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因同饶漱石进行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受到揭发和批判。1954年8月17日自杀身亡。1955年3月中共全国代表会议通过决议，开除其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生平 
      1905年10月25日生，陕西省横山县武镇乡高家沟村人，贫苦农民家庭出身。
      1922年考入横山县立第一高级小学。受共产党员活动的影响，组织学生自治会，曾任学生会主席，因参加进步活动被学校开除学籍。被榆林中学校长杜斌丞收入该校就读。
      1927年1月入西安中山军事学校学习。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6月和横山党支部取得联系，举办农民运动通俗讲习所，成立农民协会等。1928年秋到佳县、吴堡一带组织群众抗粮抗捐。不久调肤施县开展地下工作。
      1929年被派往军阀部队开展兵运工作，任学兵队党的特别支部副书记。
      1930年1月至5月任冯玉祥部骑兵第四师中共特别支部副书记。 
      1932年2月起任红军陕甘边游击队中共队委书记兼第二大队政治委员。4月任红军陕甘边游击队第三支队第二大队队长兼政治委员。5月后因作战失利被撤销党内职务。后从事兵运等工作。
      1933年8月至11月任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政治委员。同年11月至1934年1月、1934年6月至8月任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政治委员。
      1934年1月至5月任第二路陕甘边区工农游击队总指挥部政治委员。5月任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1935年2月至9月任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副主席、西北军事委员会前敌总指挥部政治委员（同年5月起）。
      1936年1月被派到内蒙古三边地区。6月至10月任中共蒙古工作委员会负责人。10月任中共陕甘省委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副书记，12月任书记。
      1937年5月至9月任陕甘宁特区委员会执行委员，同年8月至1938年4月任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书记。
      1937年8月至1942年9月任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司令员、政治委员(1941年1月起)。1938年5月至1940年9月任中共陕甘宁边区委书记。
      1938年11月至1941年5月任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委员。
      1939年1月起任中共中央生产运动委员会委员。同月至1945年8月任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参议长、议长。    
      1939年冬至1941年8月任陕北公学董事会成员。
      1940年9月至1941年5月任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书记。
      1941年4月起任中共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委员。同年5月至1945年9月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1941年6月至10月、1943年5月起任西北局统战部部长。
      1941年6月起任中共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同年9月至1943年4月任民族学院院长。
      1941年10月起任中共中央干部审查委员会委员。1942年6月起和任弼时一起负责陕甘宁边区系统分区学习委员会。同月起任西北局财经委员会成员。同年至1945年7月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政治委员，1943年至1945年9月任代理政治委员。
      1943年5月至1944年2月任西北党校校长。
      1943年12月起任西北局友军工作核心组主要负责人。
      1944年5月出席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参加组织问题报告准备委员会和党的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
      1945年4月至6月作为陕甘宁边区代表团主任率团出席中共七大，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在大会上作关于争取中间分子、生产、作风问题的发言，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后奉命赴东北，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常务委员。
      1945年11月至1946年1月任北满军区司令员。
      1946年5月至1949年5月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兼秘书长(1946年6月起)，1946年8月至12月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代理书记。1946年6月至1947年12月任东北民主联军副政治委员。
      1948年1月至8月任东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同年6月至1949年3月任中央军委东北分会委员。
      1948年6月兼任东北局办公厅主任、政策研究室主任(同年9月起)，1949年4月兼任财经委员会主任。
      1948年8月至1949年6月任东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兼任东北军区副政治委员（1948年11月起）。
      1949年5月起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同年6月至1954年9月任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50年11月至1954年4月任党委书记。
      1949年8月至1953年1月任东北人民政府主席兼人民经济计划委员会主任(至1950年8月)。
      1949年10月至1954年8月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1949年10月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51年11月至1954年8月任副主席。
      1949年10月至1952年8月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1952年8月至1954年4月任东北局第一书记，1953年1月至1954年2月任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
      1952年11月至1954年8月任中央人民政府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
      1953年调中央工作。
      1954年2月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因同饶漱石进行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受到揭发和批判。
      1954年8月17日自杀身亡。
      1955年3月中共全国代表会议通过决议，开除其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革命人生 

“小正统的代表”
      1932年12月，西北反帝同盟军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兵力仅为1个团），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杜衡亲自兼任军、团两级政委。红二十六军很快开辟了以陕西铜川县照金镇为中心的陕甘边苏区。1933年5月，红二十六军南下失败，杜衡被捕叛变。严重危急情况下，高岗显示出了应有的革命意志和英雄本色，他对战士们说：“月亮都有时圆、有时缺，革命在一时一地的失败，算得了什么？失败了再干呀！咱们道理正，穷苦人都站在咱们这边！”“天不能老是阴雨，总有个放晴的时候！”后来，刘志丹、高岗率领余部经激烈战斗，死里逃生，回到照金镇。随后，高岗大力开展扩红工作，数天内组织起上千人马，继续开展游击战争。7月28日，高岗在西安参加中共陕西省委会议，叛徒杜衡带领敌人包围会场，高岗力战群敌，冲击重围，化装成农民，摆脱追捕，辗转回到陕甘边区。8月初，国民政府通令各地：生擒“赤匪”高岗者，悬赏银元5000块；斩获首级者，悬赏银元3000块。
      1933年8月14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和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在耀县陈家坡举行了联席会议，决定成立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高岗任政委。11月7日，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在华池县东部南梁堡的莲花寺恢复，高岗任政委。1933年冬至1934年夏，高岗等指挥红四十二师成功挫败了国民党军队对陕甘边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
      1935年，谢子长、刘志丹先后担任军事委员会主席，高岗担任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在刘志丹、高岗等的统一领导和指挥下，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逐步成长壮大为中国工农红军的重要力量。
      在陕北期间，毛泽东对高岗十分器重，他曾这样评价高岗：“外来干部肯定不如当地干部对情况熟悉，也不如当地干部与群众的关系那样密切。拿我来说吧，虽然来陕北已五六年了，无论是了解这儿的情况方面，还是在与这个地区的群众关系方面，我都不能与像高岗这样的同志相比。” 
      毛泽东还说：“要像看待自己的兄弟姊妹一样看待本地干部。我初到陕北时，开头忽视了这一问题。应当记住，中国革命的大正统是井冈山，小正统是陕北，高岗同志就是小正统的代表。这个边区是高岗同志他们一手搞起来的。”

抗美援朝的功臣
      由于东北全境解放较早，有一定工业基础，又背靠苏联。1949年8月，刘少奇访问莫斯科回国时曾带来一批苏联专家就留在了东北。由于这些条件，所以东北的土地改革、经济恢复和工业建设较全国其他地区都开始得早，并取得较好的成绩。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东北作为志愿军的后方基地，对支援志愿军在朝鲜作战作出了贡献。这里还有一段彭德怀要把勋章“让给”高麻子的故事。 
      1951年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人朝作战一周年，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决定授予彭德怀一级国旗勋章，以表彰“他在朝鲜人民反抗美帝国主义武装侵略的解放战争中，以卓越的指挥艺术，指挥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给予美国侵略者以歼灭性的打击，给了朝鲜人民军以莫大的帮助”。10月25日，朝鲜政府代表团在志愿军司令部驻地（桧仓），举行隆重的有各军战斗英雄参加的授勋大会。金斗奉代表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和政府将一级国旗勋章佩带在彭德的胸前。彭德怀对自己被授予这一最高殊荣，始终感到不安。会后，他托着金光闪闪的勋章说：“这勋章授给我不合适，第一应该授给高麻子（指高岗），第二应该授给洪麻子（指洪学智），如果没有他们两人昼夜想尽办法支援志愿军的粮弹物资，志愿军是打不了胜仗的。”  

能干狭隘跋扈 
      与高岗共事较久的人对高都有这样的看法，此人能干，有实际工作经验；但为人狭隘、跋扈，好吹嘘自己，毫无自我批评，报服性强。  高岗不满刘少奇，始于建国前夕。薄一波回忆说：高岗对少奇同志的怀恨和反对由来已久。
      1949年5月，根据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精神，刘少奇到天津视察，批评了东北局在城市工作中的“左”倾错误。他在为党中央起草的通知中，批评东北局在对待民族资本家的问题上有“左”倾错误，反对在对待资本家问题上跟苏联学。本来，高岗对刘少奇总是位居他之上一直耿耿于怀。他认为，一个白区党的领导人，凭什么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这次批评，引发了他对刘少奇的不满。为此，他让秘书集中收集刘少奇的“天津讲话”，并整理成一份材料。材料中耸人听闻地说：刘少奇反复强调中国不采取苏联模式，其实质是对抗苏联；刘少奇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的社会关系——和美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个材料还说，在我们党的上层领导人中，总是潜伏着这个帝国主义或那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影响。很快，这份报告传到科瓦廖夫手中，又很快传到斯大林手中，加深了斯大林对中共的怀疑与猜测。

日益膨胀的个人野心
      1952年11月，高岗奉调进京，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计划委员会主席并兼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时人称之为“五马进京，一马当先”。所谓“五马进京”，是指地方五位中共中央局书记邓小平、习仲勋、邓子恢、高岗、饶漱石调到党中央工作；所谓“一马当先”，是指其中的高岗位最高权最重，当时，国家计划委员会管理范围很宽，8个工业部门都由计委负责，一时有“经济内阁”之称，委员有陈云、董必武、彭德怀、邓小平、林彪、饶漱石、彭真、薄一波、邓子恢、李富春、习仲勋、李先念等。高岗权力之大，远非以后的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能比。但是，高岗却认为自己的这个计划委员会主席是名不副实，因为他觉得政务院总理周恩来是事无巨细都要管。高岗满肚子的怨愤。1953年1月，华东局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饶漱石调到北京，经高岗提名出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高岗对饶漱石说：“现在党内，刘少奇有个圈圈，周恩来有个摊摊，咱们要搞个根据地的大圈圈。他还搬弄：我们党实际上是由两个部分组成的，一个是根据地党，也就是军队的党，另一个就是白区的党；说什么刘少奇是白区党的正确路线的代表，如果没有我们这些拿枪杆子的党哪里有什么白区的党。对刘少奇在党内形成的地位，高岗就是不服。”
      1952年12月31日，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颁布了《关于税制若干修正及实行日期的通告》和《商品流通税试行办法》。新税制颁布后，商业部调整了部分商品的价格。致使一些私商纷纷提款购物存货，导致市场发生混乱。税制改革引发的混乱，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关注。次年1月15日，毛泽东致信周恩来、邓小平、陈云、薄一波，对新税制提出了严厉批评。随后，毛泽东还把批评的矛头指向了政务院，认为政务院犯了“分散主义”的错误，并建议撤销以周恩来为书记的政务院党组干事会，规定政府各部门的党组直接接受中共中央领导，政府工作中一切重要的方针、政策、计划和重大事项，均须事先请示党中央，经党中央决定、批准后方能执行。同时，党中央对政务院的工作进行重新分工，将政务院最重要的8个工业部门都交给高岗主管。高岗以为毛泽东已经不信任周恩来，政务院总理将要重新择人。中央政治局中人细细数来，无论资历，还是才干，总理一职，舍我其谁也？他认为，自己欲攫取更大权力的阻力和障碍首先来自刘少奇，现在搬掉这个障碍的时机终于成熟了。他想，这个新税制是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兼财政部部长薄一波搞的，薄一波能担得起这副担子吗？他后面还有人，那就是刘少奇。众所周知，薄一波是华北局出身，很受刘少奇赏识。 
      1953年6月13日，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上，饶漱石唯高岗马首是瞻，一唱一和，全国财经工作会议经他们一搅和，一些人对新税制的问题纠缠不休，非得要薄一波承认犯了路线错误方肯罢休。会议主持人周恩来只得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说：“薄一波可以不检讨了，你的会议结论难做，可以“搬兵”嘛！把陈云、小平同志请回来，让他们参加会议嘛！”
      陈云从北戴河赶了回来，邓小平从外地赶了回来，他们都在财经会议上讲了话，表示反对过分打击薄一波。毛泽东也作了自我批评：“在批判薄一波的错误中间，周、陈都说要负责任，我说我也要负责任，各有各的账。”这样，全国财经会议才走上预期的方向。同年9月、10月，在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期间，高岗、饶漱石利用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工作中的失误大做文章，攻击一直主管组织工作的刘少奇，大搞“批安射刘”。高岗为了搞垮刘少奇、周恩来，散布所谓“军党论”，提出，党中央和国家领导机关现在掌握在以刘少奇为首的“白区的党”手里，因此应当改组党中央和政务院。为此，他游说西北局的彭德怀和中南局的林彪，以争取他们对自己的支持。
      此时，林彪正在杭州养病，高岗见到林彪，一口一个“林总”，口口声声说：毛泽东支持他来主持政治局，让刘少奇去搞人大常委会，周恩来当部长会议主席。谈话中，他向林彪讨好说：“我坚持向主席建议，林总当部长会议主席最合适。因为，林总打遍了大半个中国，当个部长会议主席，不是绰绰有余吗？”林彪以自己的身体有病为由，提出不要再提这个建议了。至于党内设副主席或总书记，林彪一摆手：“你身体好，那就你干吧。”
      紧接着，高岗来找陈云，他对陈云说：“要设党的副主席，怎么也得有你一个，我一个。”陈云笑了笑反问：“我那一个可不敢当。不过，你是想革命还是想做官？”最后，他找到邓小平，又以高官厚禄相利诱，欲取得他的支持。在这大是大非问题面前，邓小平毫不犹豫地拒绝了高岗的拉拢。邓小平和陈云的行动，成了整个反对高饶反党阴谋斗争的转折点。毛泽东在听到邓小平和陈云的汇报后，立刻高度警惕，同时开始削弱高岗、饶漱石的权力。陈云、邓小平向毛泽东反映问题后的一天，毛泽东对罗瑞卿说：“你知道有些人搞阴谋，在北京组织地下司令部吗？我告诉你，搞阴谋的，组织地下司令部的，就是高岗。他要在我退居二线时当党的副主席。你以为他拥护林彪吗？这时林彪也扔到一边去了。高岗不只要打倒刘少奇，还要打倒我，也会打倒林彪。”
      1954年2月6日，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因休假没有出席会议，这是历次党中央全会中毛泽东唯一的一次在党的重大政治斗争中不出席的会议。2月10日，四中全会就要结束了。陈云的讲话对高岗震动极大，他说，过去出过张国焘，以后是不是还有李国焘、王国焘呢？显而易见，陈云在警告高岗不要走上张国焘的覆辙。接着，周恩来作了长篇讲话，他明确表示高岗的检查“还不完全，还不深刻”。尽管周恩来在讲话中是不指名地批评“资产阶级卑鄙的个人主义”、“个人主义的野心家”、“独立王国”等，可是，高岗总有一种对号入座的感觉。最终，他承认想推翻刘少奇，但声称他并无意占据仅次于毛泽东的位置。作为悔过的姿态，他表示准备离开领导岗位，成为普通公民。
      2月17日，就在周恩来主持高岗问题座谈会期间，高岗上演自杀闹剧，骗取值班警卫矫洪良的手枪，自杀未遂。

自杀身亡的党内野心家
      高岗自杀未遂，中央很快采取措施，成立专门管教组，由高岗的秘书赵家梁担任组长，负责对高岗实行管教。高岗失去了自由，整日整夜地胡思乱想，难以入眠。他向管教人员要来两颗安眠药——速可眠胶囊，服后便安然入睡。醒后，他想，这是一种结束生命的最无痛苦的方式。于是，他开始暗中私藏安眠药。
      1954年4月29日，高岗向中央交了《我的反省》，承认自己在全国财经会议上，有“批薄讨刘”的企图，毛泽东明确表示，高岗检讨完之后，他的工作还要给以适当的安排。
      1954年8月17日凌晨两点半，李力群已经入睡了。高岗却毫无睡意，他坐起来，摸出一大把私藏的速可眠胶囊，迅速塞进嘴里。他下床来到值班室，向值班人员要了一杯温水，一口气喝了下去。这时是凌晨3点20分。早上8点多钟，李力群发现高岗沉睡不醒。她惊惶地奔出卧室，猛敲赵家梁的房门，大声呼叫：“赵秘书，赵秘书！快来，快来！”赵家梁冲进高岗卧室，摸一下他的脉搏，很沉很慢，掰开他的眼皮，毫无反应。于是，他们分别向有关方面打电话告急求救。
      高岗的呼吸越来越慢，心跳越来越微弱，终于渐渐消失。10点17分，抢救停止。

原载《世纪风采》  
      毛泽东对刘少奇和高岗都十分器重。他把二人之间的矛盾，看作一般的党内意见分歧，希望今后通过一定时机解决。毛泽东更希望刘、高二人团结起来，共同为党工作。出于这一考虑，1949年5月毛泽东在确定代表中国共产党访问苏联的人选时，既考虑到了刘少奇，也考虑到了高岗。二人同访莫斯科心不和面也不和。 
果然，高岗说实质内容了。他说，东北是苏联红军出兵从日本人手中解放出来的，东北根据地的建立也得到苏联方面很大的帮助，东北地区今后建设和发展也要靠苏联的支持。因此，他建议，可以把东北地区宣布为苏联的第17个加盟共和国。 
      一上车，刘少奇就严厉批评高岗，他说，高岗同志，你在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这样的发言，为什么事先不和我商量？你这个发言存在严重错误，不仅是丧失国家主权的问题，简直就是背叛。高岗说，我是发表个人意见，也不是代表中共中央的意见。刘少奇说，你要知道你的身份，你既是中共代表团重要成员，又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同时也是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你这个身份，讲这个话，是重大错误。 
      刘少奇与高岗在莫斯科发生矛盾的情况，在中共中央代表团回国后，毛泽东自然知道了前因后果。毛泽东虽然没有因此而撤掉高岗的职务（在那个时候，毛泽东在总体上还是信任高岗的），但在事关国家主权问题上，毛泽东明显支持刘少奇，不支持高岗。 

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 
      20世纪50年代初期，由高岗、饶漱石为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而组成的反党集团。 
      高岗、饶漱石都是20年代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建国前曾长期担任重要职务。1952年11月，高岗调任国家计委主席。1953年2月，饶漱石调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这之后，他们出于个人野心和权欲，互相勾结，进行了一系列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活动。在党中央酝酿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和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党和国家领导人员的人事安排时，身为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高岗、饶漱石以为他们篡夺权力的机会到了。在1953年6月—8月召开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和9月—10月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期间，他们散布流言蜚语，捏造所谓的“军党论”，鼓吹“党是军队创造的”；进行宗派活动，攻击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负责人，吹嘘自己。会后高岗还私下活动，要求由他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和政务院总理，公开向党要权要官。为了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以利总路线的贯彻执行，毛泽东在1953年12月24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向高岗提出严厉的警告，并提出关于加强党的团结的建议，对高、饶的反党罪行初步进行了清算。 
      1954年2月，中共中央召开七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揭露和批判了高、饶的反党分裂活动。中共中央书记处还分别举行高岗问题和饶漱石问题的座谈会，但高岗、饶漱石毫不悔改，高岗以自杀自绝于党和人民，饶漱石也企图蒙混过关。在党的七届四中全会上和全会后，高岗、饶漱石的反党阴谋活动受到了全党的揭露和批判，他们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企图被彻底粉碎。 
      1955年3月，中国共产党召开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决定开除高岗、饶漱石的党籍，撤销他们在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同年4月，中共七届五中全会批准了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作出的《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

人物评价
      与高岗共事较久的人对高都有这样的看法，此人能干，有实际工作经验；但为人狭隘、跋扈，好吹嘘自己，毫无自我批评，报服性强。
      对于高岗在抗美援朝战争的准备阶段和战争相持阶段的作用，彭德怀这样评价：“抗美援朝一开始，我们是兵精粮足。兵精，是高大麻子主持练的；粮足，是高大麻子和洪大麻子（洪学智）共同搞的。战争相持期间，两个麻子保证了志愿军的武器、弹药、粮食、车辆、医药等供应，是抗美援朝胜利的两大功臣。”